上海形象以其破碎，以其自身诸面的大反差强对比，傲视北京形象的浑圆整一；同时以其姿态的戏剧性、舞台意识（由左翼文学，到新感觉派，到张爱玲、徐），逼视北京形象平庸琐细的日常性质：文化内容的极态之外，是审美的极态。上海可以由文学中炫耀的，是其形象内容的丰富性、浓烈性，其城市文学风格的多样性。这当时“中国第一大都市，‘东方的巴黎’”（茅盾：《都市文学》）是近现代史上天造地设的大舞台，以至文学对生活的感受也一并舞台化、戏剧化了。它的平庸，它的与北京胡同同其琐屑的弄堂文化，中产阶级与下层市民的日常生活，自然难以据有在这“光怪陆离”中的适当位置。人们陶醉于演出的戏剧，把一些参与构成演出条件的普通道具，构造舞台的更平凡的物质材料给忽略了。〔16〕
新文学史上写北京的小说则相反，往往沉湎于古城悠然的日常节奏，冷落了现代史上以北京为舞台、凭借这舞台而演出的大戏剧。“五四”时期文学对于“五四”爱国运动的勾画吝啬而又粗糙，此后写大事件的，也只有《新生代》（齐同）写“一二·九”，《前夕》（靳以）写华北危机中的北京等寥寥几部值得提到。较之刚刚谈过的写上海诸作者，老舍及当代京味小说作者写北京，太留连于封闭中更其封闭、内向中更其内向的胡同。文学的上海过于浮躁**，北京则又过于平和静谧。
动**感统一了上海形象诸面，无论是革命旋风中的动**，还是酒色征逐中的动**——仅由上引片断你也不难感受到。因而即使风格各异，选材中眼光趣味互有不同，写上海的一大批作品仍有其美感统一。沈从文批评城市生命感的贫乏，城市人生命力的衰竭（“微温而有礼貌的一群”!），同期的城市文学却以其强有力的动**，显示出为另一些作者所体验的城市生命——一时创作界文化判断与审美感受的互异。如茅盾笔下的章秋柳（《蚀·追求》）等，即使都市病，也无伤其生机：“现在主义”，享乐主义，行动性，挑战，强盛的生活欲，蔑视流俗的气概。这不是游**于西欧城市的吉普赛人，其纵恣奔放不是由山林荒原而是由都会造成的。在那时只有上海，能如茅盾一样欣赏、至少是容忍章秋柳性格。为都会空气所煽惑，左翼作家的作品也不免有感官兴奋以至肉的气息。体现着生命欢乐的，是被都市的享乐气氛同时被都会革命情绪鼓**着的青年。“五四”之后又一度青春生命的展现，恰是凭借了都市这特定舞台的。〔17〕
30年代初左翼文学及新感觉派文学中的**，无论出于知识者的革命渴望，还是出于情欲与道德感的冲突（左翼文学也涌动着破坏旧有道德堤防的反叛热情），都因依于上海空气。文学引入了大都会不安的呼吸，同时又把这不安扩散开去，强化着都会的动**，以至令人难于将文学的城市制作和历史生活的真实氛围区分开来。
直到五六十年代，白先勇还在他的“台北人”系列中，写入了被人物横移到了台北舞厅中的“上海文化”。在老朋友看来，“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尹雪艳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永远的尹雪艳》）。出身上海百乐门的舞女也有她们历史的骄傲，“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演出在台北大大缩小了的舞台上的上海文化，有可能更纯粹些，因为经了精心着意的筛选淘汰，是浓缩精制过的。这文化的适于台北也因它仍不失为中国式的享乐文化，奢华、靡费又不乏亲切随和（如尹雪艳的吴侬软语似的叫人“舒服”），且有一种与其台北环境适称的衰飒情调，温情而又落寞，消耗着复又慰藉着背井离乡人的生命。
上海、北京的两极对比，出于历史创造也出于文学的制作，其文化含义的复杂——决非笼统的“新”、“旧”，现代与传统所能概括——仅由文学中也可以看出。因了这缘故，这两极才更有概括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面貌的意义。只是以此反观文学，无论对上述写上海的作品还是京味小说，你又会不满足了。你只能寄希望于活跃的当下文坛。
当代上海一方面寻找文学一度失去了的气魄，一方面注目曾被忽略了的日常生活的平凡、庸常性。上海一向利于鸿篇巨制，北京则同时也宜于小品风格。近几十年金融、商业的萎缩，使上海生活中原有的弄堂文化凸显；王安忆的作品在这种意义上是对上海的有相当深度的文化透视。她以其平易朴素的人文感情，对于普通人、小人物的体贴，写弄堂生态，写出了商业都会普通居民人生的颜色。〔18〕这里是非“戏剧性”、“舞台化”的更有人间气息常人品性的上海。
“两极”正不复存在。经济改革最终拆毁着两极格局，削弱着同时又有可能强化着上海的地位，——却不会是在原来的意义上。京沪两地所拥有的文化力量仍将继续扩张。在这过程中，北京与上海形象都将被重塑。作为两个大城，它们仍是意义丰富的文本，只是语码及读解的方式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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