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中的人类，为了解决生存与发展中的问题，尝试运用语言。于是，“约定俗成说”应运而生。孔狄亚克和卢梭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孔狄亚克的语言起源理论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两个新生儿孤立地生活在沙漠里，他们会很自然地进行交往，在这样的一个交往过程中，由于类似情景的刺激，他们日积月累会形成一种习惯，把他们的喊叫、手势与思想联系起来，这样，人类的声音有了意义，进而意义与声音一一对应，语言体系也就约定俗成地构建起来了。
其实在东方，远在战国时代，我国著名思想家荀子也主张语言起源的“约定俗成说”。他在两千多年前的《正名篇》中曾经这样论述：“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大意是说：王者制定事物的名称，名称一旦确定，实际的事物就可以分辨了；制定事物名称的原则一旦确定，思想就可以交流了，这时就要审慎地让民众统一到这些统一的名称上来。可惜，偏重技术与实用的中国人对于语言起源这样不太实用的问题似乎缺少溯本求源的探索精神。
我们再把话题回到西方。18世纪中叶以后，语言的起源问题已经成为整个欧洲关注的焦点，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甚至为此设立了专项奖励，以激发科学家在语言起源问题研究上的突破。三十篇竞逐的作品，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一骑绝尘：在否定苏斯米亚的语言神创论时，他没有釜底抽薪地否定无神以否定语言的神创，而是巧妙地揭示语言的各种漏洞与不足，委婉地说“万能的上帝不可能出手如此笨拙”。同时，赫尔德也顺带对孔狄亚克和卢梭的“约定俗成说”说“不”。赫尔德嘲笑他们这样的假设实在是异想天开。他庄重地指出：必须以人类自身为出发点，以日常生活为依据，探索语言的起源。他否认语言是先验之物，认为其一定是人类活动与经验的产物。他在论文的开头用了这样一句话：
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
这句话表达了三个基本的观点：一是人与动物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二是动物也可以有语言；三是人类的语言从动物的语言进化而来。
赫尔德还把人与动物共有的那种“语言”称为“自然的自发语言”，可见他是把语言的根源归于人的动物本性，即有感觉和依靠声音表达情感的天性。他认为语言的产生是一个自发的、自动的过程，而“悟性的这种活动是有意识的，它的初次表现就是词，而由于词的出现，人类语言就发明了”。
尽管赫尔德的结论来源于猜想，但现代科学家的实验却为他的观点提供了迟到的注脚，比如灵长目动物就能发出9种声音，而且这9种声音都跟生存有关，可见，灵长目动物在发音器官上已经初步具备了发出语音的条件，也许只是因为大脑的限制，或者因为懒惰不肯劳动，而最终与如同人类的系统语言失之交臂。
赫尔德似乎推开了关于语言起源的一面窗子，从此人类对于语言起源的视野就愈加豁然开朗。此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语言的认识也日渐深刻，劳动起源说成为最令人信服的解释。
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曾作过如下的论述：“在原始部落那里，每种劳动都有自己的歌，歌的拍子总是十分精确地适应这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动作的节奏……在所有这些场合下，歌的节奏总是严格地由生产过程的节奏决定的。”恩格斯说：“首先是劳动，在劳动之后并和劳动一起的是语言，这两者乃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推进下，猿的脑髓才逐渐变成虽然十分类似但是较大较完善的人类的脑髓。”“语言是在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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