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在包含对人的技术性利用的事物和关系的技术集合体中再生产自身的——换言之，为生存而斗争、对人和自然的开发，日益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合理。“合理化”的双重含义在这种场合下是相互关联的。劳动的科学管理和科学分工大大提高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生产率。结果：生活标准也相应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并基于同样理由，这一合理的事业产生出一种思维和行为的范型，它甚至为该事业的最具破坏性和压制性的特征进行辩护和开脱。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人们还能够安于如下假定即非科学的后果是科学的一种特殊社会应用结果吗？我认为，哪怕预先并没有实际目的，在纯科学中仍然存在着科学应用固有的一般方向；这一点当理论理性转为社会实践时可以得到确定。在论证这一看法时，我将把前面几章讨论的前技术模式的特征与科学技术模式的特征作一对照，简要回顾一下新型的科学技术合理性在方法论上的起源。
导致在数学框架内来解释本质的本质的定量化，把现实与一切固有的目的分离开来；进而，又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学分离开来。但不管科学现在如何确定自然客观性及其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它都不能按照“终极因”来科学地设想它。不管作为观察、测量和计算中心的主体的作用多么重要，该主体都不能作为伦理、审美或政治的行为者来发挥科学作用。以理性为一方，以下层人民（他们一直是理性的对象而很少是理性的主体）的需要和愿望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哲学和科学思想的襁褓时期起就一直存在着。对“事物的本质”——包括社会的本质——所作出的定义，是为了把压制、甚至镇压美化成完全合理的。真正的知识和理性要求统治感觉——如果不从中解放出来的话。逻各斯与爱洛斯的联合，在柏拉图那里已经导致了逻各斯的至上地位；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上帝与被上帝所推动的世界的关系，只是在类比的意义上才是“爱欲的”。逻各斯与爱洛斯之间脆弱的本体论联系破碎了，科学的合理性作为本质上中立的东西而出现。自然（包括人）要争取什么，只是在运动的普遍规律——物理、化学或生物的——范围内才具有科学的合理性。
在科学合理性之外，人们生活于一个价值世界中；从客观现实中分离出来的价值变成主观的。为它们夺回某种抽象的、安全的合法性的途径，似乎只有指望形而上学的认可（神和自然法规）。但是，形而上学的认可不可证实，因而实际上不是客观的。价值可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道德上和精神上的），但它们不是现实的，因而在实际生活事务中作用甚微——它在实际生活事务中作用越小，对现实就越是高高在上。
同样的脱离现实的倾向也影响到本质上不能用科学方法来加以证明的所有观念。不管依其自身权利它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承认、重视和尊崇，它们总不免是非客观的。而正是由于它们缺乏客观性，使它们成了社会凝聚的因素。人道主义者、宗教、道德观念只是“理想性的”；它们不会过分妨碍已确立的生活形式，不会因它们同商业和政治的日常需要所支配的行为相抵触这一事实而丧失合法性。
如果善和美、和平和正义既不能够从本体论的条件中推导出来，又不能够从具有科学合理性的条件中推导出来，那么它们在逻辑上就无权要求普遍的有效性和普遍的实现。从科学理性的角度看，它们属于偏好的范围；即使是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哲学重新复活也无法换回这种局势，因为它预先就已受到科学理性的拒斥。这些观念的非科学特征必然削弱同已确立现实的对立；它们变成了单纯的理想，而它们具体的、批判的内容则消散到特定的伦理或形而上学氛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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