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建议用成长时期的著作这个新词来称谓1845年至1857年期间的著作。虽然我们可以确定划分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前）和科学阶段（1845年后）的断裂就在1845年这个关键的日期（当时的著作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转变并不能一下子就以完美无缺的形式，产生出它在历史理论中和哲学理论中开创的新的总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所抛弃的形形式式的意识形态总问题所作的评论，这个评论往往表现为对这些总问题的否定和批判。马克思必须进行长期正面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才能够产生、形成和确立一整套适用于他的革命理论计划的术语和概念。新的总问题是要逐渐取得其最终形式的。为此，我建议把1845年后和撰写《资本论》初稿前那个时期（1855—1857左右）的著作，即《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工资、价格和利润》等，叫作马克思理论成长时期的著作。
（4）我建议把1857年以后的所有著作一概叫作成熟时期的著作。
由此，我们将得出以下的分期法：
1840—1844：青年时期的著作。
1845：断裂时的著作。
1845—1857：成长时期的著作。
1857—1883：成熟时期的著作。
4.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1840—1845），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著作，也可以分作两个小阶段：
（1）为《莱茵报》撰文的理性自由主义的阶段（1842年前）。
（2）1842年至1845年间的理性共产主义阶段。
我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中扼要地指出，第一阶段的著作意味着存在一个康德和费希特类型的总问题。相反，第二阶段的著作则建立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总问题的基础上。受黑格尔的总问题影响的著作只有一部，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严格地说，这部著作实际上是要用费尔巴哈的假唯物主义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由此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结果：除了他的意识形态哲学时期的最后一部著作外，青年马克思实际上（学生时代的博士论文不算在内）从来不是黑格尔派，而首先是康德和费希特派，然后是费尔巴哈派。因此，广为流传的所谓青年马克思是黑格尔派的说法是一种神话。相反，种种事实表明，青年马克思在同他“从前的哲学信仰”决裂的前夕，却破天荒地向黑格尔求助，从而产生了一种为清算他的“疯狂的”信仰所不可缺少的、奇迹般的理论“逆反应”。在这以前，马克思一直同黑格尔保持距离；马克思在大学期间曾学习过黑格尔著作，他后来转到了康德和费希特的总问题，接着又改宗费尔巴哈的总问题，这个转变只能说明，马克思不但不向黑格尔靠拢，而是离他越来越远。依靠康德和费希特的帮助，马克思倒退到了18世纪末；依靠费尔巴哈的帮助，他退到了18世纪理论历史的中心，因为费尔巴哈确实可算是18世纪的“理想”哲学家，是感觉论唯物主义和伦理历史唯心主义的综合，是狄德罗和卢梭的真正结合。人们不禁会问，马克思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最后关头突然完全回到黑格尔那儿去，他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所作的这一天才综合，是否就像把分别处在理论磁场两极的物体放在一起而引起的一场爆炸，而马克思就在这场极其严峻的经历中，就在“颠倒”黑格尔这一为前人没有从事过的最彻底的考验中，就在马克思从没有发表的这部著作里，实际上体验和完成了他的转变？谁要对这一奇妙转变的逻辑有一定的认识，他就必须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理论内容的丰富，并首先要懂得，从理论上讲，这部可以比作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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