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顾这个历史阶段，既不是留恋过去，也不是有所抱怨，而是为了用一种超脱历史的观点去承认历史。那时，我们年少气盛，充满了信心，敌人又毫不宽厚，总是骂骂咧咧地进行挑衅。在一段时间里，有些领导人不但不阻止我们沿着“左”的理论斜坡滑下去，相反，使劲把我们朝这条路上推；另一些领导人则无动于衷，丝毫不去劝阻他们或者警告我们。这种复杂的情形使得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处于糊涂的状态。于是，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宣传鼓动上，而本来，我们在从事斗争行动的同时，理应有了解情况和进行学习的权利和义务。总之，我们甚至没有把这段时间利用起来。对于波格丹诺夫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于列宁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历史性斗争，我们一无所知。我们甚至没有读过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因为我们太热衷于在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意识形态火焰里重新发现自己炽烈的热情。我们上一辈的人，那些有责任为我们指引道路的人，他们怎么也同样过着无知的生活呢？经过无数战斗和考验而奠定的并由许多伟大著作所体现的长期理论传统，对他们怎么都成了不起任何作用的一堆废纸呢？
我们只能承认，在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保护下，另一种消极的法国传统压倒了理论传统，这是因为法国的工人运动在历史上一贯缺少真正的理论素养。这个根深蒂固的缺点，如果套用海涅关于“德意志贫困”的说法，可以叫作“法兰西贫困”。法国党之所以在“要么是资产阶级科学，要么是无产阶级科学”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并赋予这种理论以激进宣言的形式，法国党之所以为此而经受了考验并表现了无可怀疑的政治勇气，也是因为法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留给它的理论遗产十分微薄的缘故。确实，除了马克思十分喜欢提到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以外，除了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蒲鲁东和对马克思主义懂得不多的饶勒斯以外，我们还有什么理论家呢？德国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早期的考茨基；波兰出现了罗莎·卢森堡；俄国有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意大利有能与恩格斯平起平坐地讨论问题的拉布里奥拉（法国那时却只有索列尔），后来又有葛兰西。我们的理论家又是谁呢？是盖德，还是拉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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