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这个话语里，康熙在前，乾隆在后，不过后者比前者更有说头。在乾隆治下，清帝国面积无与伦比的大，版图超过汉朝和唐朝，仅次于13世纪的蒙古帝国。帝国周边有几十个国家承认大清国对他们有宗主权。这是乾隆朝比康熙朝强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强悍之处是在经济上。康熙朝留给雍正朝的库存现银只有八百万两，而乾隆朝留给嘉庆朝的则有七千万两，是前者的近十倍，同时还有近3亿子民，远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两千五百多万人口。虽然乾隆朝的人口暴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帝国版图扩大所导致的，两者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比较意义，但毫无疑问，乾隆时期的大清是一个大国。
但盛世有荣耀，也有惆怅。因为历史上的乾隆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既以道治国，也以术治国；既以养心治国，也以诛心治国；他处理皇族、政敌等历史遗留问题时所采取的刚柔并济手段已经初露峥嵘，而其对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站着的文人大开杀戒，则是其执政思维的延续。乾隆盛世，如果我们要以一个关键词来概括，或许会是“文明的消长”一语。真可谓盛也“文明”，衰也“文明”了。
今天看来，乾隆兴起的文字狱，在清朝历代中是为数最多的。这是盛世的阴影和污点。在文明的旗帜背后，躺下的不仅是一具具书的尸体，还有一具具人的尸体。文人的尸体。文人手无缚鸡之力，但是文人思想锋利，这是比武器更加可怕的力量，乾隆盛世，自然不能让思想的异数蔓延泛滥。当文明以冲突的形态而不是和谐共处的形态存在时，暴力就成了最后的裁决者——皇帝乾隆出手了。
不过更深层次的悲剧还在于，乾隆将暴力扩大化了。对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人为地制造文明伪冲突，将暴力指向任何一个并无思想异数的文字工作者，这事实上已构成了一种灾难，针对普通人的灾难。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悲剧不仅不可避免，还成为一种常态。乾隆时期，文字狱俯拾皆是，较著名的有这么几起：
《南山集》案。《南山集》案可以上溯到康熙时期。康熙时，戴名世因为著作《南山集》被认定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与此同时，他受株连的亲戚朋友达几百人。这本来是康熙时期的一出悲剧，但是五十多年后，乾隆利用“《南山集》案”借文杀人，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原因是蔡显的诗文集《闲闲录》里引用了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其实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但是乾隆却认为蔡显含沙射影。他断定“夺朱”是影射满人夺取朱明天下，“异种称王”则是影射满族人建立清朝。如此大逆不道，再加上《闲闲录》里载有“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等字句，乾隆也认为蔡显是对现实不满。由此，蔡显和他的17岁儿子被处死，幼子及门生多人充军。
《字贯》案。涉案人是一名叫王锡侯的举人，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他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花费17年心血编写出《字贯》，但是乾隆以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同时《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则是另一罪状。据此，王锡侯被处斩，《字贯》彻底禁毁。刻印《字贯》的雕版、废纸也被全部销毁。另外，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因“失察”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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