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案。大理寺卿尹嘉铨退休后让儿子给乾隆上了两本奏折，请求赐给谥号，并且与开国名臣范文程一起从祀孔庙。乾隆看后下令革去尹嘉铨的顶戴，交刑部审讯。同时，指派官员前往抄家，特别嘱咐要留心搜检“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查抄者很快在尹嘉铨的文章中查到“为帝者师”的字句。乾隆恼怒：“尹嘉铨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加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否为朕师傅？”随后，尹嘉铨被处以绞刑，他的著作及有关书籍93种也被销毁。
沈德潜反诗案。江南名儒沈德潜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77岁时辞官归里。沈德潜在朝时，他写的诗颇受乾隆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所以沈德潜退休后被乾隆赐赠太子太傅的头衔，从一品，可谓皇恩浩**了。但就在沈德潜死后不久，他竟然遭到乾隆的清算。因为在沈德潜的诗集里，被查出有几首他当年给乾隆皇帝当枪手写的诗也赫然收录，这就等于揭穿了乾隆一生作诗四万多首某些难与人言的秘密。与此同时，沈德潜还干了两件“蠢”事。一是编了一部《国朝诗别裁》，将降清明臣钱谦益的诗列为诗集之首，乾隆居后。沈德潜此举，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二是沈德潜为徐述夔《一柱楼诗集》做“传记”。该诗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以及“且把壶儿搁半边”等敏感字句，徐述夔获罪，沈德潜也难辞其咎。至此，沈德潜遭到了政治清算，他的坟墓被乾隆下令铲平。
胡中藻诗案。大学士鄂尔泰的门生、曾为内阁学士的胡中藻是个诗歌信徒，著有《坚磨生诗抄》。但是胡中藻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诗句，有把大清污为“浊清”的嫌疑。乾隆下令秘查。随后，胡中藻被处斩，已故大学士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因为与胡中藻曾有诗词唱和而被赐死。户部侍郎裘曰修，也因此案遭革职。
不用再多举例了，仅上述五案我们就可以看出乾隆对文化的戕害和恐惧已经到了何种地步。这是以政治面目出现的针对文明的恐惧。也许乾隆本人也未必相信那些文绉绉的诗人会对这个帝国的颠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他还是下手了。手段之毒辣为秦始皇以来所仅见，这实在是乾隆设的一个赌局——他赌他的盛世可以承受得起这样的戕害和扫**。
事实上乾隆还真的赌赢了。他的雷厉风行、杀气腾腾虽然造成举国上下一片人心惶惶，但是仅此而已。盛世依然是盛世，有一部《四库全书》在，文明也就被定格和明证在那里了。这是流芳百世的证据和荣光啊……
可事实同时也证明，乾隆赌输了。“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一代史学大家孟森语）。《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从乾隆六年（1741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有文字狱53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沉默和不满。这是沉默的大多数，也是不满的大多数。盛世失声，文明萎缩成一部没有生命力的《四库全书》，推动盛世继续往前走的动力顿然流失甚至转化成阻力。这应当是乾隆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是大清帝国在未来的岁月里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这其实只是一个方面。如果在今天，世人们站在东西方文明或者说文化比较的层面上看乾隆的视野与行为选择，他的短视与功利毫无疑问是令人扼腕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试图与大清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盛世之君乾隆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西方国家正在崛起、东西方文明走向融合的契机，也是改变东方大国由盛转衰的最后机会，他傲慢地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从而未能实现自我拯救和王朝拯救；三年之后，乾隆没能抵制住最高权力对他的**，做了太上皇，在民主体制盛行西方之时，将皇权游戏玩出了新花样，坐视宠臣和珅与嘉庆帝进行利益博弈，坐视一个帝国的内讧、内耗和空洞化。乾隆死后41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步入险境，不能自拔，盛世光景至此已是明日黄花，早已凋零破败，不堪回首。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失去的盛世，而所有的一切都由来有自的。从文明与反文明以及东西方文明比较的角度定位乾隆，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那一年，这个皇帝走错了路，他以为自己唱响的是盛世交响曲，是赞歌，却未料只是离歌一阕而已。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乾隆的惆怅豆瓣
乾隆的惆怅讲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