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是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孔德全力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研究中，从而把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带入实证主义时代。在他看来，人类行为必定遵守严格的规律，因此，如果能够像发现自然规律一样，找到支配人类行为的那些规律，就可以构造出完美的社会及其制度。而自然科学方法是社会科学探索普遍规律时最好的方法，所发现的关于行为的因果律，可以预测和说明社会事件，当然，这种规律同样需要经验的证明。其后，迪尔凯姆也指出社会事件都是由规律所连接的，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出社会事实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因果律。不过与孔德和霍布斯不同，迪尔凯姆既主张整体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先于个体，社会事实可以扩展到对个体的指导中，也就是说，通过教育和社会化等途径，内化于个体意识中并支配个体的行为；同时，他也认为社会事实具有独立的特征和范畴，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事件。
这一时期，在理解人类行为、解释社会现象方面，与实证主义并行的还有另外一种路径，这就是以狄尔泰为代表的解释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在狄尔泰看来，社会科学所关注的是对行为者及其社会行为的意义进行解释，而非通过经验观察来寻求普遍律。如果说自然科学在于对现象予以描述和说明的话，那么社会科学则重在理解现象，揭示社会事件的意义，从而也就是对个体的内在生活和经验进行解释，它既不可预测，又无因果规律可言。此后的韦伯则对狄尔泰的解释路径和孔德的实证路径做了协调，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既强调自然科学方法在揭示社会事件之原因方面的作用，又强调解释性方法对于理解社会事件之意义的重要性。[13]
由上可见，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是哲学与社会科学互动的历史，也是社会科学不断通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表达、阐释和建立自己学科特征的历史。
首先，社会科学哲学概念本身就提出了“我们是否需要对社会科学进行哲学反思”的问题。对社会科学的内在工作原理和理论基础进行探索，这毫无疑问是哲学的事务。当代社会科学实践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引发了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自我意识的增强，认识到了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之间重要的密切关系，并开始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本质进行重新认识。如果仍然使用适合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目标，不仅歪曲了所欲理解的社会世界，而且许多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比如在价值问题上，实证主义主张价值中立，也就是要求理论和方法或研究和数据的收集必须独立于价值之外，或是客观的，它们没有道德或宗教的承诺，也不涉及感情或情感等。但解释主义就认为在理解社会现象中，价值和意义是核心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和争论，客观上要求引入哲学的反思。
其次，无论其论题有何种变化，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社会科学哲学的永恒论题，当然，这本质上仍然是“自然和约定”这一古老争论的现代表现形式。对二者关系的不同看法，决定了社会科学哲学反思的多样性。实证主义作为古老的自然主义路径的一种现代表现形式，试图根据自然科学的范畴来给出人类行为的说明，并以寻求经验概括和普遍规律来作为行为的基础，这一观念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主导位置。但与此同时，仍然交织着诸如解释主义等其他类型的研究路径。
总而言之，当代社会科学在人类事务中日益重要，但我们对它的目的、方法和意义等的理解比较混乱或不全面，这就需要哲学的有效介入来消除这些问题。实际上，自实证主义衰落之后，非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趋势日渐明朗，它直接以反实证主义为基本立场，打破了实证主义的科学统一观、科学方法的整体论等观念，逐步形成了多种理论的求解模式，为社会科学独立学科建制的理论诉求开辟了可行的路径，使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进入一个以多元化为特征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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