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的启蒙功能：终结还是深化
通过理性启蒙，推动人的自我解放，这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主体性”哲学的基本信念。从词源追溯，“启蒙”（enlightenment），乃是直接从“光”（light）一词派生而来，它意味着光明对黑暗的驱赶。自哲学产生以来，“启蒙”就一直是哲学最为重要的功能与精神品格。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可谓是对哲学的这种“启蒙”性质和功能最早的经典表达，按照这一隐喻，哲学的作用就在于帮助“洞穴”中“囚徒”们解除禁锢、矫正迷误，引导他们从黑暗的洞穴中走出来。在此，“地穴囚室”意味着感性的“可见世界”，火光意味着“太阳的能力”，即“善的理念”，“善的理念”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1]。在此意义上，哲学所承担的正是一种“启蒙”的功能：把“光亮”带给“黑暗”和“蒙昧”中的人们，使之实现灵魂的升华，把他带向自由的境地。但是，把哲学的这种功能明确用“启蒙”一词来进行概括并对它进行系统阐述的是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们。康德作为近代“主体性”哲学的代表人物，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可谓对此进行了最为凝练和集中的表述。他说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的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康德把“自由”视为启蒙的最高价值，他论述道，“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3]。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由外在的神圣的权威来支配和控制自己的大脑，这构成了“启蒙”的真实内涵。正因为此，康德把“批判”视为哲学最为根本的任务和本性：“现代尤为批判之时代，一切事物皆须受批判。宗教由于其神圣，法律由于其尊严，似能避免批判。但宗教法律亦正以此引致疑难而不能得诚实之尊敬，盖理性唯对于能经受自由及公开之检讨者，始能与以诚实之尊敬。”[4]哲学自由的理性批判，所针对的是一切形式的独断主义与教条主义，通过哲学的批判，消除一切未经反省的偏见与僭越，这是人类通向自由和解放的根本途径，因而是哲学启蒙功能与精神最为集中的体现。
然而，在现当代哲学中，上述意义上的启蒙作为哲学的功能和精神品格却成为了一个聚讼纷纭的中心课题。虽然不乏如哈贝马斯等人那样试图捍卫哲学的启蒙精神与功能，但从多个层面对哲学的“启蒙意识”或“启蒙心态”进行激烈的批判与解构，已成为现当代哲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概括而言，人们对哲学启蒙精神的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首先，是对哲学启蒙精神所体现的“基础主义”与“学科帝国主义”的批判。哲学以“开启蒙昧”、“带来光明”作为自身的使命，这表明哲学把自身视为代表最高真理与最终解释的特殊学科，它认为自己能够提供一套统一的观念和框架，来描述合理生活方式的蓝图，为“证明或批判生活方式和社会改造纲领提供着基础”[5]。哲学的这种“启蒙心态”所表明的是哲学的狂妄和虚幻，因为“不管哲学家可以怎样被认为对一切事物做出彻底的论断，他总是扮演很坏的预言家、报警人、说教者甚至很坏的智者这类角色”[6]，哲学的启蒙所试图扮演的正是这类“坏的角色”，因此，必须揭露和解构这种“狂妄”和“虚幻”，并由此消解了哲学的启蒙意识和启蒙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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