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交往概念理解为施蒂纳所说的“利己主义者的纯粹的个人的交往”,而是作为以产品交换为形式的个人相互活动或力量交换来理解和使用的。“交往”概念的这种用法最早开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还出现于赫斯的《货币体论》中。那时的交往概念被理解为不可或缺的“人类的现实的存在状态”,即“个人生活活动的互相交换”、“人类的个人力量的交换”(“合作”概念被认为用于和“交往”同样的意义上)。[17]另外,“精神的交往”概念继承了赫斯《货币体论》中“语言是活的、精神丰富的交往手段”[18]这一主张,这么理解应该是没错的。所以,也许我们能说,就“交往”这一概念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们继承了赫斯的“交往”概念,处于他的思想圈之中。
然而,不管是在《行为的哲学》中还是在《货币体论》中,赫斯虽然谈到了劳动这一人类活动的意义,但对社会生活中的物质生产意义的理解却非常不充分。结果是,他把交往的场所看成是“实践的假象和欺瞒世界”的“小商人社会”,把发生于其中的交往看成是以“货币”这个“异化”和“颠倒”的产物为中介而发生的。[19]对于赫斯而言,他没能理解交往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并受其支撑的。毋宁说相反,他认为“人类的交往越发达,他们的生产力也就越强,并且只要交往受到限制,他们的生产力也就被限制”[20]。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物质的生产以及基于此的物质的交往所发生的场所,就是作为“全部历史的真正熔炉”的市民社会。在近代市民社会中,个人的交往以“货币”为中介并受其制约和颠倒,成为“偶然的事件”[21]。但他们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增大,交往会变成“世界交往”、“普遍的交往”。
3.“个人的力量”的“生产力”
正如前面一节探讨过的那样,在交往和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交往是受生产力决定的。对此,赫斯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是生产力决定于交往。这两者的差异来源于他们各自对历史“驱动力”的不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历史的驱动力意义上理解生产力的,而赫斯虽然先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使用生产力这一词语,但却没有充分地理解它的意义,而把市民社会作为“小商人社会”来把握。
赫斯先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使用的生产力一词的词源是Productionskraft。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篇,恩格斯开始也使用过Produktionskr?fte(复数形式,也用过单数形式),但马克思在自己的批注里使用Productivkr?fte之后,开始和Produktivkr?fte并用了,之后才统一为Produktivkr?fte的。马克思之所以将Produktivkr?fte作为生产力概念进行统一,也许是因为Produktivkr?fte表现了生产力的动态性格,但如果我们推测这是马克思明确地自觉到了自己与赫斯关于生产力的差异而作出的决定的话,也未必是不合理的。[22]
无论如何,《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力在“全部历史的真正熔炉”的市民社会里,被认为是交往的支撑,并“制约”着交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交往形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相反。但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生产力与交往形态不相适应从而带来矛盾的问题。与交往形态相矛盾,并“妨碍”其发展的生产力会转化为“破坏力”。
如上所述,很多人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生产力与交往形态的矛盾,是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定式化”中的生产力和交往形态的矛盾相联系的。即使这种观点没有错,笔者也想在这里就《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这种看法进行一番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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