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政治稳定与专制腐败互为表里，体貌宽柔与因循苟且共存共荣，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尚武精神的沦落混搭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两种色调。太祖皇帝的设计总体上是成功的，除去最后那个结局，生活在北宋几乎是一种福分。老百姓安居乐业，温饱无忧；政坛上亦群星璀璨，涌现了一大批能臣名相，像范仲淹和王安石那样的人物，即使放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浩阔星空中也是光芒逼人的。但是在这期间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权臣专擅的局面。北宋末年的蔡京和童贯等人那样胡作非为，其实都是在皇帝的纵容下干的，他们最多不过是狐假虎威，至于挑战皇权，他们连想都不敢想。靖康之难后，原先的秩序被打乱，先是在抗金战争中武人渐至坐大；而在打压武人的过程中，相权的扩张和专擅又有所抬头，终于开启了宋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相权政治。在南宋王朝总共一百四十九年的历史中，相权专擅的时间长达七十年，其中秦桧专擅十五年，韩侂胄专擅十三年，史弥远专擅二十六年，贾似道专擅十六年，不仅占据了南宋历史的差不多一半时间，而且最后促成了南宋的灭亡。
分析一下这四位权相的家世背景，很有意思。
除去秦桧，其他三人的得道似乎都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名门之后加裙带关系。
韩侂胄是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其母与太皇太后吴氏（高宗吴皇后）是亲姊妹，其妻是吴氏的侄女，他本人还是宁宗韩皇后的外族，堪称皇后之家，裙带关系错综复杂，而且每一根都很有力道。
史弥远是孝宗朝宰相史浩之子。史浩是孝宗皇帝的老师，史弥远本人又是宁宗皇帝的老师，不仅是官二代，而且是帝师之家。
贾似道的父亲贾涉曾担任淮东防务的最高长官——淮东制置使，其姐为后富贵妃，理宗对她专宠有加。贾似道既是官二代，又有红极一时的裙带可资攀附。
也就是说，这三位之所以权倾一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使然，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并不是他们自己有多大能耐。
但秦桧没有那样显赫的背景，他基本上属于草根一族。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布衣，父亲虽然中过进士，仕途仅止于知县，而且很早就去世了。秦桧从小跟着母亲投靠舅父王本，孤儿寡母，寄人篱下，其牺惶困窘自不待言，童年的烙印对他人格的影响也可以想见。周密的《齐东野语》中有这样的记载：秦桧少时曾因几千文钱觍颜告贷于富室，然“求益不可”。主人家里的馆客见他可怜，便把自己两匹绢的束脩拿出来资助他。王明清在《挥麈录三录》也记其往京师游学途中既无车马代步，又遭遇暴雨冲断桥梁的困境，一乡村塾师“于书室窗中窥见秦徒步执盖立风雨中，淋漓凄然，甚怜之，呼入小歇。至晚雨不止，白其主人，推食挽而共榻。翌日晴霁，送之登途”。这样的情节自有一种悲凉中的暖意，令人感慨系之。这两个帮过他的人都姓曹，一个叫曹泳，一个叫曹筠，秦桧得势后，他们的举动都收获了巨大的政治红利。因为秦桧当时把这些都一一记在小本子上。为什么要记下来？知耻耳，励志耳，“苟富贵毋相忘”耳，这说明他从小就有一种出人头地的内驱力。“二曹”当时都是生活底层的乡村塾师，而秦桧本人早年因生计所迫，也曾从事过这个行业，以束脩补贴家用，他在述怀诗中有“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的叹息。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秦桧没有富家子弟的骄矜浮躁，却颇具市井小民的机警狡黠和干练务实。在太学读书期间，他就显得才华出众，很有办事能力。罗大经《鹤林玉露》载：
秦桧少游太学，博记工文，善于鄙事，同舍号为“秦长脚”。每出游饮，必委之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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