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形态》第一次全面地描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准确地说，唯物史观的中心范畴——生产关系在《形态》只是大致形成，而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在《形态》中也未直接确定下来。换言之，在《形态》中，唯物史观的中心范畴和核心观点还未得到严格的科学规定。最终完成这一任务的是马克思在1847年写的《哲学的贫困》。《哲学的贫困》的特点是严谨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的辩证方法。马克思后来评论这本书说：“我们见解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38]
之所以说生产关系范畴在《形态》中只是大致形成，一是因为《形态》提出所有制就是由分工所决定的个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但又没有明确所有制关系又是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运转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关系；二是因为《形态》中的生产关系范畴具有多义性，它有时同生产力的含义相类似，有时又包括人口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有时还指直接生产活动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三是因为《形态》中的生产关系范畴主要是用“交往形式”或“交往关系”的术语表述的，然而，交往形式不仅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而且还指战争、保险公司这样的事物，其含义类似社会关系，“交往形式”或“交往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但不等于“生产关系”。
在《形态》中，马克思只是相应地考察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力与所有制的关系，表述了这样一种从属关系，即生产力—生产方式—交往形式，生产力—分工—所有制形式。如前所述，《形态》中的交往形式概念包括物质交往，有时又类似生产关系的概念；《形态》中的所有制概念的内涵与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因此，“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生产力决定所有制形式”的原理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形态》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但是，交往形式或交往关系的概念并不能等同于生产关系概念，也不是生产关系内容的准确表达；所有制形式在《形态》中也未被直接规定为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不断生成的个人与生产资料关系。因此，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生产力决定所有制形式的原理并不能等同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严格地说，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相当于生产力决定社会关系，而生产力决定所有制形式只是具备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形态》只是大致确立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对这一原理的认识尚未完全成熟，也未直接作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结论。
《哲学的贫困》（以下简称《贫困》）则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科学概述”了生产关系范畴。
从内容上看，《贫困》直接把所有制关系规定为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不断生成的个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有制是占有的一定社会形式，存在于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整个过程，体现并实现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有机结合中。否则，所有制无从谈起，只能是空的。而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是同一概念。所有制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针对蒲鲁东把所有制形而上学化，马克思在1846年12月《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东西”[39]。《贫困》进一步指出：“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硬使所有权的起源神秘化也就是使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间的关系神秘化”。[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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