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生产关系则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构成的统一的整体，即“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41]，这表明，《贫困》中的生产关系的含义，已经突破了把生产关系理解为人们在直接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的局限，把它推广到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生产和再生产所必经的几个环节中所形成的一切经济关系。这种观点同马克思后来的经典论述是完全吻合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生产关系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认为“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42]。因此，《贫困》确切地规定了生产关系的内涵。
从形式上，即术语的表达上看，《贫困》直接并完全用“生产关系”这一术语来表示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从此，“生产关系”这一术语成为表达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经济关系的惯常用语。
把《贫困》中的生产关系范畴同《形态》中的生产关系范畴相比较，可以看出，前者继承了后者，即都是结合着生产力来说明生产关系，但二者又有区别：在《形态》中，生产关系范畴未得到确切规定和准确表达，而在《贫困》中，生产关系内容的确切规定和术语的准确表达首次达到了统一，即达到了“科学的概述”。
由于科学地制定了生产关系范畴，所以，马克思在《贫困》中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明确性，“科学概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
生产关系范畴的科学制定，为直接规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前提。因此，《贫困》直接考察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明确指出“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并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43]
这里的论述可以说是简练、明确而科学，清澈见底地向我们展示出物质生产的内在机制，即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明白无误地向我们说明了社会关系的全部秘密，即生产力（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显而易见，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理解在《贫困》中完全成熟，并首次作了直接而科学的表述。
与此相关，《贫困》又以其深刻的思想、精彩的表述对《形态》中的阶级斗争理论论述作了“科学概述”。
第一，生产力的状况决定阶级的状况。“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44]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为了解放生产力，“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45]。这就明确告诉我们，生产力的状况决定阶级的状况。
第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46]
第三，阶级斗争必然导致全面的革命。“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47]因此，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进程中，无产阶级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次“全面的革命”，从此，“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48]
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为基础，《贫困》又“科学概述”了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即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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