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这种“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的本性，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最重要表现。一面在伦敦陋巷忍受资本压迫、一面在不列颠博物馆对资本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以宽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目光积极肯定资本的进步作用：为了追逐利润，资本不断地“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地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并且“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作为社会理想的这位贫困的德国流亡者，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作了这样的乐观描述：“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从1851年的伦敦到2010年的上海，人类借资本之力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世博会的展台上和场馆里得到了集中的展示。
但是，马克思在肯定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同时，却从来没有忘记指出，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是有着内在限度的。从其本身而言，资本对工人的支配，作为“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意味着“过去”对“现在”的支配、“物”对于“人”的支配。从其趋势而言，资本所“力求超越”的“空间界限”，不仅是城乡之间、民族之间和大陆之间的，也不仅是地球与太空之间、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的，而也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人性和非人性之间的，甚至可能是希望和绝望之间、生命与死亡之间的。1851年首届世博会之前的殖民运动、奴隶贸易和鸦片战争，在那以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多次经济危机，乃至有可能葬送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灾难，背后都可以看到资本那张野蛮的面孔。
在这样的背景下，刚刚开幕的上海世博会可以给我们一些非同寻常的启示。
世博盛会首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举办，这或许表明，资本的“文明化”能力，是可以在代表劳动者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加以驾驭和运用的。世博会的中国馆、省市馆和其他馆中所展示的，不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博览会前夕所说的世界资产阶级在其商品拜物教的“百神庙”中所供奉的神仙菩萨；社会主义中国的各族人民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明资本可以不只是我们不得不容忍的消极因素，而也可以成为我们主动发挥其作用、为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目标服务的积极力量。马克思在伦敦大博览会开幕不久提到的那个观点，“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在这里可以得到新的理解。
世博盛会首次在一个东方文明古国举办，这或许表明，在经历了资本的“重炮”轰击、“法术”改造之后，以“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为特征的旧的现代性规划，正在被以“东西共存”“南北互助”为特征的新的现代性格局所取代。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一种对世界历史的新的认识正在成为共识，即现代生活方式不仅离不开人类共有的基本规范，而且离不开不同文化的多样价值。上海世博会筹备和举办之际，恰逢四十年前高呼“TINA”（英语“别无选择”一句的缩写）的西方人转而念叨“CHINA”“中国模式”成为各大媒体热议话题之时。但作为东道主的中国人在自豪之余并没有忘乎所以；除中国以外的188个国家的客人在浦江两岸得到同样热情的接待，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不同人种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在这里有机会展现各自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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