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在完成《法国志略》初撰本的同年，还编撰了《普法战纪》一书。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刚刚结束，王韬随即“摭拾其前后战事，汇为一书，凡十有四卷”[29]，刊行于世。他如此关注这次战争的记载，无疑是他有志于法国史研究的继续。他指出：“观夫普法战争之际，而求其盛衰升降之故，成败胜负之端。”[30]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已陷于多事之秋，民族危机日甚一日。所谓“盛衰升降之故，成败胜负之端”，他想到的自然不只是“欧洲列帮”，还有“中原天地”[31]。这跟他在《法国志略》中反复强调“君民共主”，以国宪定君民之分，是同一个道理。光绪十二年（1886），王韬根据继续搜集到的有关文献，重订《普法战纪》，增为20卷。《普法战纪》初撰本在19世纪70年代传入日本，受到日本学人的重视，这是他后来应邀东游扶桑的一个原因。[32]
《扶桑游记》和《漫游随录》二书，是游记性质的著作。前者是关于日本的游记；后者所记不限于外国，但主要是记作者游历欧洲的见闻。这两部书，在反映外国历史和现状方面，也有一定的价值。
《扶桑游记》3卷，作者记其光绪五年（1879）的日本之游，日记体，起三月初七，迄七月十五，有七月初八撰于日本的自序。当年（即明治十二年），日本报知社印行上卷，翌年出版中卷、下卷。书首有重野安绎序和中村正直序，书末有龟谷行跋、平安西尾跋和冈千仞跋，语多论及王韬《普法战纪》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作者《自序》说，此行是应日本友人“以为千日之醉，百牢之享”之邀，“敢不惟命是听”。故在日期间，“壶觞文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日所游历，悉纪于篇，并汇录所作诗文附焉”。与王韬所交游者，多是拥护明治维新的一派人物。他们所讨论的，除诗文、撰述外，就是时势、西法。四月初二记冈鹿门（千仞）的话说：“方今宇内形势，以俄为急。时人比俄于战国之虎狼秦，而实为今日亚细亚洲之大患。”四月十九记与西尾鹿峰论及中西诸法，王韬认为：“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五月初二记其评论冈本监辅所著《万国史略》，认为“有志于泰西掌故者，不可不观。”又不无所指地发表议论说：“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时值中国洋务派活跃时期，此言当有所指。这从四月初二记与重野、鹿门笔谈看得十分清楚：“重野谓予曰：‘或序先生之文，谓为今时之魏默深。’”“余曰：‘当默深先生之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鹿门曰：‘魏默深血性人耳，得先生继起，而后此说为不孤矣。’”所谓“壶觞之会，文字之饮”，实关乎兴衰、改良之旨。在日本友人中，冈千仞可称得上是王韬的知心之交，他跋《扶桑游记》说：“盖先生慨欧人眈眈虎视，亲航欧洲，熟彼情形，将出其所得以施之当世，而未有所遇。”“以有为之才，处多故之世，一朝风云，去泥土，冲云霄，霈然膏雨，使万生仰苏息之恩，先生盖其人也。”这话，道出了王韬的漫游与撰述之旨。
《漫游随录》3卷，凡记51事，每事以4字为目。诠次、编订于光绪十三年（1887），原有图80幅。所记，由故里而他乡，由中国而欧洲，约起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止于同治九年十二月（1871年1月），自苏格兰回至香港，首尾20余年。其中，三分之二是游历英、法两国的见闻。此书所记，虽有不少琐闻细事，然于英、法两国文物制度、科学技术、社会风貌多有实录，并往往联系到中西比较，发其感慨。卷二《制造精奇》记：“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词章。其用可由小而至大。如由天文知日月五星距地之远近、行动之迟速，日月合璧，日月交食，彗星、行星何时伏见，以及风云雷雨何所由来。由地理知万物之所由生，山水起伏，邦国大小。由电学知天地间何物生电，何物可以防电。由火学知金木之类何以生火，何以无火，何以防火。由气学知各气之轻重，因而制气球，造气钟，上可凌空，下可入海，以之察物、救人、观山、探海。由光学知日月五星本有光耀，及他杂光之力，因而创灯戏，变光彩，辨何物之光最明。由化学、重学辨五金之气，识珍宝之苗，分析各物体质。又知水火之力，因而创火机，制轮船火车，以省人力，日行千里，工比万人。穿山、航海、掘地、浚河、陶冶、制造以及耕织，无往而非火机，诚利器也。”作者仅以数百字，几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及其功效概括无遗，其观察思考之深，可以想见。当然，这些都是“诗赋词章”所不能达到的。卷三《游博物院》记英国所铸大炮性能之佳后，作者写道：“倘我国仿此铸造，以固边防而御外侮，岂不甚美？惜不遣人来英学习新法也。”又同卷《苏京琐记》记参观一印书馆，“浇字、铸板、印刷、装订，无不纯以机器行事”，“苟中国能仿而为之，则书籍之富可甲天下”。王韬在英国曾多次发表讲演，“宣讲孔孟之道”，吟诵唐人诗文，听众为之倾倒，使其颇有“吾道其西”之慨（《英土归帆》），反映出中西文化交会、互补的意识。
《扶桑游记》多论及形势、时政，《漫游随录》多谈到科学技术，它们是对《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之撰述宗旨的饶有兴味的补充。这四部书，集中反映了王韬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察和研究外国历史、地理、现状及科学技术之应用的成果。在当时，能够取得这些成果的人，在近代史学上确乎是凤毛麟角。
王韬东游日本时，曾会见了当时正在日本的黄遵宪，多次“剧谈”，志为同道。恰在王韬《漫游随录》诠次成书之年，黄遵宪写出了《日本国志》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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