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始撰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次年三月成书，首尾不足一年。它包含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国语解1卷，共116卷。《金史》亦始撰于至正三年四月，次年十一月成书，历时一年又七个月。它含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共135卷，另有目录2卷。它们都是体例完整的纪传体史书。至正五年（1345）九月，《辽史》、《金史》分别在浙江、江西开版印制100部。
参与《辽史》撰述的有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他们以辽朝耶律俨所撰《皇朝实录》和金朝陈大任所撰《辽史》为基础，参考《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及前朝正史的《契丹传》，撰成此书。其本纪记事，起于唐咸通十三年（872）耶律阿保机出生，迄于辽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辽亡，共253年史事。而《辽史·世表》所记，则上起汉代之时，“冒顿为汗以兵袭东胡，灭之。余众保鲜卑山，因号鲜卑”。下至唐末耶律阿保机“建旗鼓”，“尽有契丹国”，恰与本纪记事相衔。《世表》记事极简略，但它追叙了阿保机以前契丹之所由来的千余年历史，还是有意义的。其《太祖纪》后论，进而说“辽之先，出于炎帝”。《世表》序又说：“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指唐初令狐德棻等所撰《周书》——引者），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这就更把辽的历史溯源至炎帝了。这里不免有传说的成分，但它表明了自唐至辽和元，在民族历史文化认同上的发展趋势，是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的。
《辽史》的本纪，于《太祖纪》中对耶律阿保机评价说：“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历年二百，岂一日之故哉！”其《圣宗纪》8卷、《道宗纪》6卷，几乎占了本纪的半数。撰者评论了辽圣宗时辽与北宋战事方面的胜败得失，并认为“其践阼四十九年，理冤滞，举才行，察贪残，抑奢僭，录死事之子孙，振诸部之贫乏，责迎合不忠之罪，却高丽女乐之归。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乎！”这是高度评价了辽圣宗在处理辽朝政事方面的业绩。对于道宗，撰者认为他即位之初，“求直言，访治道，劝农兴学，救灾恤患，粲然可观”；而统治后期，则信谗、黩武、奢侈，“徒勤小惠，蔑计大本。尚足与论治哉？”这些评价，写得很认真，也写出了辽朝统治者的不同特点。《辽史》列传，史文简洁，其史论也都因人因事而发，很少虚言浮词。
《辽史》中的志和表，是很有特色的。志有10篇，首先是营卫、兵卫，这是叙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其次是地理、历象，叙地理建置和天文历法；再次是百官、礼、乐、仪卫；最后是食货、刑法。其中《营卫志》是《辽史》独创，它记述了辽朝以军事为主、军事与畋渔相结合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部族的分布。这种“营卫之设”，具有“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的特点。《兵卫志》和《仪卫志》是仿《新唐书》志而作，但在内容上都反映出鲜明的辽代社会的民族特点和多民族融合的因素，如舆服、仪仗，即有国舆、汉舆，国服、汉服，国仗、渤海仗、汉仗等。《百官志》则记述了辽朝“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的官制特色。《地理志》记述了辽朝上京、东京、中京、南京、西京五京道的建置，以及头下军州和边防城的设立。《礼志》和《乐志》写出了契丹“国俗之故”，也反映出“汉仪为多”的情况。《食货志》记述辽朝的社会经济面貌，《刑法志》写出了法制建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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