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看，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在主流上是倾向唯物的，这在当时的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都是进步的，在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史观发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当然，《史记》一书并没有完全摆脱“天命”论的窠臼和“天人感应”说的影响。如他在讲到刘邦建立汉皇朝时说：“岂非天命哉，岂非天命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76]又如他一方面指出“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77]，是不可凭信的。一方面又说日、月、孛星、云、风的变化“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78]。这样，就又把天道和人事扯到一起了。这是司马迁在天人关系理论上的局限，但它在《史记》全书中并不占有支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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