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生产、人自身生产、精神生产的关系及其历史地位的问题，本来与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密切相关，但由于这一问题在我国哲学界引起了较长时间的讨论，而且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现象，因此，我把这一问题单独加以介绍。
从总体上看，我国哲学界对物质生产、人自身生产、精神生产的关系及其历史地位的研究与讨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这一阶段的研究和讨论受到苏联哲学界的影响，基本上否定了“两种生产”理论，即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并认为把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同等看待，是犯了“二元论”的错误。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研究和讨论则基本上肯定了“两种生产”理论，认为人类历史就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历史，因而“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二元论”，而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的研究和讨论充分肯定并深化了“两种生产”理论，同时提出了精神生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展开了对“三种生产”——物质生产、人自身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关系的研究。问题的探讨还在不断地深入。
从历史上看，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争论始自对恩格斯一个著名论断的不同理解。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8]首先指责恩格斯这一观点的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亨利希·库诺夫。库诺夫认为，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是“把**同经济方式等量齐观”，否定了“社会制度和社会观点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完全破坏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性”[9]。继而非难恩格斯这一观点的是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在米海洛夫斯基看来，恩格斯“改变了最初的观点”，不得不承认在物质资料生产之旁还有“同等意义”的因素。苏联哲学界一度认为“两种生产”理论是不精确的提法，犯了“二元论”的错误。
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可以看出，“两种生产”理论从它形成的第一天起，就并非恩格斯个人的“独创”，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贯的和基本的思想。具体地说，“两种生产”理论的制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提出“两种生产”理论，即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和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这两种生产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始终，决定着人类一切“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第二阶段是《资本论》时期，马克思从社会有机体再生产的角度探讨了“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和历史地位，研究了人类自身再生产和社会机体再生产的关系，从而使“两种生产”理论获得了丰富性和具体性；第三阶段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期，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人类史研究新成果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研究新成果，从总体上对“两种生产”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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