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着重讨论的是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即：究竟怎样看待“形而上学”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思维公式”？只要我们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我们都会承认，这种“思维公式”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思维方式”：太阳就是太阳，月亮就是月亮，白天就是白天，黑夜就是黑夜，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美的就是美的，丑的就是丑的，如此等等。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思维的确定性。如果有谁违背了这种思维的确定性，谁就会无法与他人交流思想和沟通情感，甚至无法正常地生活。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对此，恩格斯十分亲切、深刻地作出了回答。
恩格斯首先向人们说明了“形而上学”这种“思维方式”的“合理性”，即：“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信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9]所谓“常识”，就是普通、平常但又经常、持久起作用的知识。“常识”是来源于经验、依附于经验、适用于经验的人类的“共同经验”。人们的日常生活，正是一种依据“共同经验”、遵循“共同经验”的生活。在这种作为“共同经验”的“常识”中，人们的世界图景得到普遍认同，人们的思想情感得到相互沟通，人们的行为方式得到相互规范，因此，“常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极为可取”的，它对人的存在具有明显的生存价值。而这种“极为可取”的和具有“生存价值”的“常识”，恰恰要求我们遵循“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以“常识”即“共同经验”为中介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人”作为既定的经验主体，是以“直观”的方式把握世界；“世界”作为既定的经验客体，是以“给予”的方式呈现给主体；在这种“直观—给予”的主—客体关系中，人和世界都是既定的、稳定的、确定的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一对应的。在这种“确定”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中，“A”就是“A”，“A”不能是“非A”，“存在”就是“存在”，“存在”不能是“非存在”。这就要求经验主体在思维中保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确定性。正因为如此，这种思维“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取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明确地提出，“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10]。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以“活动范围”和“研究领域”的区分，向我们提示了“形而上学”这种“思维方式”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接着，恩格斯就具体地指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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