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只要我们不只是“生活”，而且对“生活”进行“思考”，或者说对“生活”进行“反思”，也就是使“生活”进入“研究领域”，我们立刻就会发现，那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会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遇到最惊人的变故”：是非、好坏、善恶、美丑、福祸、荣辱，是否可以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小我”与“大我”、“局部”与“整体”、“暂时”与“长远”、“理想”与“现实”是否能够“泾渭分明”地分开？反思“生活”，我们就会发现，“天上的太阳”与“水中的月亮”谁亮，“山上的大树”与“山下的小树”谁大，“心中的恋人”与“心外的世界”谁重要，绝不是可以“形而上学”地断言“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只能运用辩证智慧去“保持必要的张力”和“达到微妙的平衡”。辩证法植根于人类生活。
植根于人类生活的辩证法，不仅在对“生活”的反思中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在恩格斯所说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即科学研究和哲学反思中，更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而且离开辩证法的科学研究和哲学反思在现代是难以为继的。在这里较为详细地引证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来说明超越“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的科学意义和哲学意义。
从19世纪初开始，人类的自然科学研究，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那样，已经由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即“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科学。正是针对自然科学的这种基本状况，恩格斯提出，“现今的自然研究家，不论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关心理论上的一般结论，同样，每个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也不可抗拒地被迫接受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这里出现了某种相辅相成现象。如果说理论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是半通，那么今天的自然研究家在理论的领域中，在直到今天还被称为哲学的领域中，实际上也是个半通。”[12]“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简直成为不可推卸的工作。同样，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这也是不可推卸的。于是，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13]因此，恩格斯强调地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14]那么，自然科学家迫切需要怎样的“理论思维”？恩格斯明确地指出：“然而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15]“自然研究家们自己就感觉到，这种漫不经心和杂乱无章多么严重地左右着他们，并且现今流行的所谓哲学又决不可能使他们找到出路。在这里，既然没有别的出路，既然无法找到光明，也就只好实行反转，这种或那种形式上的反转，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到辩证思维的反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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