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都生活在必然性的神话中。在肖前等人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这种必然性神话的经典性表述：“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两个对立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等同的。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一定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它决定着事物的发展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则相反，它不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趋势，一般说来，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只起着加速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影响作用。”[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必然性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居于支配的地位，而偶然性对事物的发展只起着“加速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偶然性永远是轻飘飘的、边缘化的。它只是枝节，只是泡沫，只是完全可以被遗忘的东西。
人们是如此漠视偶然性，以致竟造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谁谈论偶然性，谁就是在炫耀自己的无知。正如加拿大学者伊恩·哈金在《驯服偶然》一书中所指出的：“贯穿整个理性时代，偶然（chance）一直被称为平庸之辈的迷信。偶然、迷信、庸俗、愚蠢是一回事。有理性的人对这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因为他们有能力用各种无情的定律将混乱掩盖起来。他们坚称，世界或许常常是偶然的和随意的，但那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其内部工作的必然机制。”[3]长期以来，人们的观念一直处于必然性神话的支配下，仿佛外部世界和人们的全部日常生活都是按照必然性展示出来的。谁谈论偶然性，谁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白痴。这种可怕的偏见使偶然性成了任何时候都必须被驱逐出去的幽灵。
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必然性神话就开始萌发了。柏拉图划分出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静止的理念世界，他称之为“可知世界”；另一个是变动不居的感性世界，他称之为“可见世界”。在他看来，前一个世界乃是确定性的、真理的世界，后一个世界则是充满偶然性的、虚假的世界。显然，柏拉图对两个世界的区分已经开了排斥偶然性的先河。
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者常常把柏拉图作为唯心主义者与同时代的唯物主义者德谟克里特对立起来，实际上，他们的共同点远胜于他们的差异之处。崇拜必然性就是这两位哲学家的共同特征。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叙述德谟克里特思想时，曾经写道：“一切都由必然而产生，旋涡运动既然是一切事物形成的原因，这在他就被称为必然性。”[4]不用说，德谟克里特的这一见解已经埋下了完全遗忘偶然性的思想基础。
众所周知，近代西方哲学的肇始人笛卡尔之所以把“我思故我在”看作第一真理，其根本动机就是追求知识的确定性，而这本身就蕴含着对不确定性、随意性和偶然性的排斥。这一基本思路通过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人贯彻下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必然性神话。无独有偶，自近代以来，从伽利略、牛顿、拉普拉斯到爱因斯坦等自然科学家，也参与了对必然性神话的制造。正如法国生物学家莫诺所指出的：“一切宗教，差不多一切哲学，甚至一部分科学，都是人类孜孜不倦地做出努力以坚决否认自身出现的偶然性的明证。”[5]显而易见，牛顿式的严格决定论思想蕴含着对任何偶然性的排斥。于是，科学、宗教和哲学上崇拜必然性的倾向相互强化，成了人们观念上的最高法则。然而，传统的必然性神话的合法性一再受到有识之士的挑战。
第一个向必然性神话提出挑战的是伊壁鸠鲁。他提出了关于“原子偏斜运动”的著名观点，肯定了偶然性在原子运动中的根本作用，从而打开了必然性神话的第一个缺口。后来，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明确地指出：“德谟克里特注重必然性，伊壁鸠鲁注重偶然性。”[6]在他看来，伊壁鸠鲁强调偶然性的潜在意义是肯定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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