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期，改良主义思潮的兴起，曲折地体现了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要求，而它的发展是以民族矛盾逐渐激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微弱成长为前提的。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维新派，不可避免存在着更为严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在政治上的软弱妥协，以及在思想上的缺乏战斗力是互为里表的，一方面拥立“讲变革图富强”的“今圣”光绪帝，另一方面把时髦的外装罩在“古圣”孔夫子身上，借助人世间的两个权威，即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的力量推行新政。
维新派内部的思想政治状况虽然存在分歧，但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软弱特点，主要表现为不敢信赖人民的力量，甚至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采取敌对的态度。他们既不满意清政府的封建暴政和对外屈辱投降，又反对人民群众以革命手段摧毁大清帝国。他们总是企图温和地夺取一部分权力，逐步实现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政体，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戊戌变法的基本目标。当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一再以“金田之役”“法国革命”作为教训，以“乱民蠢动”当作警钟，激烈抨击清政府“夜行无烛，瞎马临池”，恰恰反映了维新派又用变法作为防止革命、抵制革命的一种手段，从而使他们自然站到劳动人民的对立面，得不到具有“回天之力”的劳动群众的支持。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维新派的力量显得非常脆弱，封建顽固势力猖狂一击，显得毫无招架之力。维新派主张不经过暴力去夺得顽固派的政权，结果反而被顽固派以暴力所绞杀。
维新变法的历史意义
戊戌变法这场社会改革运动固然失败了，但它在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不能低估。
首先，戊戌变法运动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热潮。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准备阶段的一个过程，维新派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的要求。他们办学会、学堂、刊行报纸，公开议论时政，激发了人民的革新思想。他们宣传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新兴资产阶级民主学说，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成就，几年间，“报馆林立，指谪时政，放言无忌，措词多失体要……危言耸论，警动当世”。
戊戌政变后，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向慈禧惊呼：“臣常阅近日少年文字及聆其谈论，往往矜奇斗异，肆为大言，诋讥孔孟，称扬叛逆。”这位对新思潮持“忧之愤之”的老顽固，把“民主”看成离经叛道的“邪说”，且感到它有“一唱百和”之力，从反面证实了孔孟之道的传统思想受到严重冲击。“新学”和“新法”，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对顽固守旧势力作斗争的武器，开始冲破了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从此，人民的觉悟迅速提高，历史前进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其次，戊戌变法运动带来了“设厂兴工”的后果，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维新派始终企图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一些束缚，排除帝国主义外来的政治经济压迫，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民族文化创造条件。康有为、梁启超在《公车上书》里，直接引用了郑观应的“商战”理论，说：“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他们主张发展新式工业，斗巧争奇；建立商会，国家助之；兴办近代教育事业，促进经济发展等等，都产生了实际的社会效果。推行新政期间，颁布了发展民族工业和科学文化的诏令，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社会地位得到一定提高，投资的合法权利受到某些保护，这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有着一定程度的刺激作用。
再次，戊戌变法运动的悲惨失败，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维新派以炽烈的爱国热情，以温和的合法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结果，碰得头破血流。他们不要流血，尝到的却是血腥屠刀。谭嗣同等一代志士把生命献给了维新事业，“缇骑捕党人，黑云散冥冥”。这场社会改革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倡行资产阶级的温和改革是要走绝路的。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随即分化：一部分人从血的教训里醒悟过来，扬弃变法路线，逐步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另一部分人如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仍然死抱拥帝请愿的路线不放，逐渐堕落成保皇派，逆时代潮流而动，成了新的反清革命路上的绊脚石。辛亥革命后，他们有的公开站到反革命营垒，有的以前朝遗老自命，鼓吹帝制复辟，残星落月，老泪悲吟，完全为历史潮流所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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