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静在回到云南之后嫁给了一个做茶叶生意的福建人，比她大十二岁，丧偶，带着两个上初中的儿子。
她以为这样就能把过去彻底埋掉——新身份，新城市，新丈夫，新生活。
但宋鹏找到她的时候，只用了三句话就让她明白，过去是埋不掉的。
第一句是：“杨万红死了。”第二句是：“被陈远卖了二十六斤猪肉。”第三句是：“她后背那块皮在我这里。”
费静当时正坐在自家茶叶店的柜台后面，穿着一件黑色的丝绒长裙，腿上裹着油亮的肉色丝袜，脚上踩着12厘米的黑色细高跟——这些打扮是这三年里在日本养成的习惯，回国后也没改。
听到第三句话时，她手里正在包的一饼普洱茶从指间滑落，摔在地上，茶饼碎裂的声音清脆得像骨头折断。
于泓被宋鹏带回国内的过程更曲折一些。
她当初回国后，去找了失散多年的老公和儿子，被发现她这些年干的事之后，老公带着儿子搬了家，她找了一年多才找到，但儿子已经不认识她了。
老公只隔着门缝看了她一眼，眼神像看一个陌生人，然后把门关了。
那之后于泓就失了魂，搬到玉溪租了个房子，每天躺在床上，窗帘从不拉开。
宋鹏找到她时，她已经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
宋鹏只说了一句“跟我走”，她就从床上站起来，穿着那件已经皱巴巴的肉色丝袜和旧高跟鞋，跟他走了。
在国内重新聚齐费静和于泓之后的一段日子，宋鹏不像朱屠夫那样野蛮暴力，他的方式不同。
他让费静和于泓穿上她们在东京时期最常穿的衣服——油亮肉色丝袜、高跟鞋、紧身裙——然后带她们去参加各色富商的私人聚会。
在聚会上，二人是他的“礼物”。
她们被要求服从任何人的指示，执行任何命令，事后则被宋鹏用来向这些富商们敲诈高昂的“服务费”。
他用这些钱买下了云南边境的大片土地，登记在费静和于泓名下。
美其名曰，是她们的“养老保障”。
但他对费静和于泓最冷酷的安排，是婚姻。
杨万红当年在苏里南被黑人轮奸后怀上的那个黑人男孩，这些年来被费静带着，已经长大了。
他的皮肤黝黑，体格强壮，眉眼间隐约能看出母亲杨万红当年的轮廓——那双眼睛的形状，和杨万红一模一样。
宋鹏找到他时，他在一所高中读高三，成绩一般，但人老实。
这个男孩从小知道母亲是谁，被费静用一种功利的冷静养大，但对上一代的恩仇全然无知。
宋鹏用了半年时间，把这个男孩收在自己身边，像当年收杨万红一样。
然后他逼费静嫁给了这个黑人男孩。
费静已经快五十岁了，穿着婚纱站在婚礼现场时，油亮的肉色丝袜和定制的白色高跟鞋衬托着她保养得宜但年龄尽显的身体。
新郎比她小了整整二十多岁，挽着她的胳膊叫“妈”叫了半辈子，现在要改口叫“老婆”。
费静在婚礼上没哭，但交换戒指时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戒指。
宋鹏站在证婚人的位置，看着这一切，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于泓的命运类似，却更残忍。
杨万红的女儿刘思琪——当年万红和国内前夫生的那个女孩——如今已经成年，长成了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对母亲的过往仅有模糊的感知，被宋鹏资助在国外读大学。
于泓被安排和当年刘思琪与宋鹏生下的男孩结婚。
这样一来费静和于泓下半辈子都要为杨万红的后代所操成为他们的肉便器。
至于于泓的原配老公和费静的原则性伴侣，宋鹏用了最直接的方式处理——各给了三百万现金，买他们离开中国的手续，买了去南美的机票。
他们走的时候没问为什么，也不敢问。
这些普通的男人，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跟不上妻子的命运轨迹了，被宋鹏撵着的时候，甚至显出一种松了一口气的神情。
做完这些之后，宋鹏回了一趟青岛。
他去了杨万红出生长大的那条街，街已经在旧城改造中被拆了大半，只剩几个老人在拆迁工地的瓦砾堆边下象棋。
他在那片瓦砾中间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卷。
皮卷打开，是那块黑桃纹身皮——边缘略显不齐，但黑色的线条依然清晰，每一笔都刻进了皮革的纹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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