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3日，日军第40师团主力进攻第20军第134师设置在新墙河北岸的阵地，双方在北岸展开激烈厮杀，第三次长沙会战由此打响。此次日军第11军指挥官仍是阿南惟几，总兵力13万。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雪第二次长沙会战前耻，集中30个师30万余兵力，准备以“天炉战法”与日军在长沙为中心的地带进行殊死搏杀。
国军第一道防线。新墙河第20军第133师第389团第2营，营长王超奎率领全营接连杀退日军10余次进攻，最后日军不顾战场敌我混杂，集中强大炮火朝正在厮杀的北岸阵地进行密集式炮击，王超奎营与正在缠斗的日军一起，全部被日军大炮炸死。如此防守新墙河的官兵们几乎是用血与肉筑成了一道道防线，挡住了日军的一次次进攻。激战期间，在新墙河后面的大片水田里，堆放着大量阵亡来不及掩埋的士兵尸体，尸体摞了一层又一层，田水尽赤。
日军进入新墙河后，发现大量道路被挖断，桥梁被炸毁，不得不抽调大量部队去修路。日军工兵连日连夜筑路，极大延缓了进攻步伐。一向以行军速度快著称的日军，在新墙河到汨罗江南岸，总共花了7天时间，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之后才抵达。
这一切都在薛岳的计划之中。此役战法简单说就是八个字：“争夺外线，后退决战。”所谓争夺外线，就是在日军进攻的时候不死顶，而是且战且退，逐步转入外线，放日军继续往长沙附近前进，后退决战则是诱敌深入，让日军不断深入，拉长日军的补给线，再让外线部队袭扰、破坏日军本来就脆弱的补给线，让前线日军陷入困境。
按此战法，国军参战各部在开始的新墙河一线做足“死战不退”功课之后，在汨罗江一带地区转移比较快，日军进展迅速，沿途没有能够抓住国军主力兵团进行打击，所以阿南维几，包括参战日军各级指挥官都觉得有点不太甘心。迫近长沙，又感觉国军兵力单薄，抵抗并不猛烈，就想一举打下长沙然后撤退，也算功德圆满。只是实际上此时日军前线物资供应已经十分紧张，转入外线的国军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和袭扰日军的交通线，前线日军的粮食、弹药补给都已经十分困难，显然已经是强弩之末。
1942年1月1日，日军第3师团窜入浏阳河。
而此次被留下坚守长沙、充当薛岳所谓的“炉膛”的是第十军。还是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时薛岳让第十军守长沙。由于战场上瞬息万变，薛岳又让第十军开赴高桥、金井、福临铺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并阻击敌军。日军用第3师团主力、第6师团和第40师团各一部对李玉堂部发起进攻，第十军损失惨重。109副师长赖传湘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殉国，于是李玉堂让第十军撤往长沙外围的东山、浏阳河、捞刀河一线构筑工事，阻击日军四昼夜。后援军到来，第十军与兄弟部队反攻敌军，并将其打退，成功粉碎了日军第二次占领长沙的梦想。但在战后，李玉堂因丢失金井被撤职，但第十军全体官兵不干了，认为在此次会战中第十军没功劳也有苦劳，不嘉奖就罢了，怎么还把我们的军长撤职了，这样一来第十军全体官兵纷纷请愿，强烈要求军委会免于对李玉堂的裁处。薛岳也知第十军战事失利责任在己而非李玉堂，在日军集结重兵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之际，又让李玉堂继续指挥第十军，并责成其担任守长沙之重任。
薛岳曾亲自对防守长沙的第10军下达作战命令：“此战关系国家存亡、国际局势，必须抱着必死决心、必胜信心，死守到底。薛岳若战死，以罗副长官代之，按照原定计划，围歼敌人。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若战死，则以副主官或资深主官代之，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军法论处，绝不宽恕。”
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下令与长沙共存亡，给妻子写下了一封遗书，要求妻子在他战死后抚养儿子。若儿子长大后中国还未光复，就让儿子继承父志，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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