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阔脸方肩的健壮男子，叫唐才常。
见庭院天井又恢复寂静无人了，唐才常开始了喃喃低吟：“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反复念着谭嗣同在狱中写的这两句绝命诗，布满血丝的眼中，流露出极度的悲怆。
他心里明白，与他有割头换命之交的谭嗣同，死前在诗中写的两昆仑之一，一定就是他唐才常，不可能是别人。他从这最后一句诗中，读出了谭嗣同的一丝欣慰之感，因为谭嗣同虽知道自己必死，但好友唐才常却活下来了。而这一阴差阳错，却完全是侥天之幸。如果按照两人的本来设想，唐才常在戊戌政变之前就赶到北京，那么他一定会和谭嗣同一起死在刑场。
原来，仅仅两个月前，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出任军机章京，参与大清维新变法，唐才常与其在长沙饮酒作别。戊戌政变前夕，谭嗣同从京城给唐发来急电告知，光绪帝已接受谭嗣同对唐才常的保举，并命之入京参与变法新政。唐立即乘哥老会的快船出湘江，过洞庭，进长江，抵汉口，稍事停顿后准备继续北上，却惊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已在京城菜市口刑场惨遭杀害。
这个惊天噩耗，让唐才常这个定力非凡的汉子，也如雷击顶，方寸大乱。在汉口的这家湖南会馆里，他哀哀恸哭，几乎到了双目出血的地步，因为谭嗣同在他心目中绝非常人可比。
接连数日，唐才常都闭门不出，一直沉浸在对好友的追思之中无法自已。
唐才常与谭嗣同的结识，发生在二十年前，那时唐还是个十一岁的少年，在家乡湖南浏阳有诗文神童之名，投师当地的隐居名士欧阳中鹄先生门下受业。年少早慧让唐才常在同龄学子中，有一木出林、俯仰天地的孤独感，直到一天，有个清秀瘦劲的少年出现在他面前，微笑着用一口京腔对他说：“我叫谭嗣同，我们交个朋友吧。”
这个比唐才常大两岁的少年，正跟随做京官的父亲谭继洵，送母亲和家人的灵柩回家乡。这一年春天京城暴发瘟疫，谭嗣同一家有六口人染病身亡，他也差点儿丧命，从此改字为复生。护丧返湘之后，父亲让不受继母待见的少年谭嗣同留在家乡，也拜在浏阳名士欧阳中鹄的门下受业。这两个神俊秀逸的少年，从此开始了一场终生不渝的友谊。
后来的整整二十年里，两人都保持着亲密交往。唐才常在弱冠之年考中秀才，而且在县、府、道三试中，完成了全部抡元夺冠的奇迹，这是浏阳两百多年中仅见一次的“小三元及第”。但他却因家境清贫，暂时告别了科举之路，开始应聘家乡私人教师以维持生计，后来唐才常又前往成都的四川学署，受聘阅卷兼教读以供养家庭。
四年前，因为机缘巧合，两人又在同一个城市武汉聚首了。
光绪二十年春，唐才常考上了张之洞开办的湖北武昌两湖学堂，谭嗣同因为父亲谭继洵调任湖北巡抚，也已先期举家迁到武昌城居住。两个一别经年的好友，又可以朝夕相见，在江城武汉的山水之间谈书论道了。两人大量接触西学书籍，从饱读古诗书的传统士子，变成了如饥似渴的新文明求知者。
唐才常进入两湖学堂读书的头一年，他的太太在家乡生下了他们第三个孩子。谭嗣同为了替好友谋求一份文案工作，放下自己巡抚公子爷的面子，东奔西走，广求各方。并在唐才常家事急需用钱的时候，四处借钱凑足银两悉数奉上。唐才常每在书信中与家人谈及谭嗣同时，对这位好友的感念之情都流露笔端。
又是一年过去了，暮春的一个上午，两个好朋友又趁着天气晴朗，登上了面江背山的武昌黄鹄矶。
那里是蛇山伸向长江的最后一处高地，离两湖学堂不远。十余年前一场大火焚毁的黄鹤楼废墟，已被拆除殆尽，现在这里只是个瞭望平台。空地上有座足有一人高的铜葫芦，很像戏台子上八仙之一的铁拐李背的葫芦，还带着很大的荷叶底座，烟熏火燎后黑黝黝的样子。它就是那座天下名楼唯一的劫后遗物，铜铸楼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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