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豫东战役接近尾声时，刘伯承发出了执行襄樊战役计划的基本命令。早在6月23日，王近山就赶到桐柏军区，与王宏坤司令员、刘志坚政委会商执行襄樊战役计划。当时，他们商量了两种打法：一是直接攻击襄樊；二是先打老河口、谷城之敌，再攻襄樊。6月26日，王宏坤、刘志坚来到唐河，与王近山进一步商讨作战计划，结果定为第二个方案，并委托王近山将作战方案报告刘、陈、邓首长。不久，野司批准了这一作战方案。
列位看官，刘、陈、邓为何十分重视攻取襄樊呢？话得从襄樊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代兵家对襄樊的争夺说起。
襄樊地区（含老河口）位于中原汉水流域中段。自古“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进，可以图西北；退，可以固东南。它是进入桐柏山、武当山的孔道，控制着汉水中游；北通关中、洛阳，南接沙市、宜昌，东连武汉三镇，西制川陕大道，是鄂西北重镇之一，向来被称作“天下之腰膂”，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之说。
刘伯承对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做过精辟的分析：“在顾祝同集团、白崇禧集团、张治中集团的联合防线上，汉水区域是其最大的弱点。此地既可渡江，亦可入川，且是敌人接合部，无法弥合。”
古往今来，众多的军事杰出人物在这里导演了一幕幕悲壮的战争戏剧。三国时期，曹操兵败赤壁之后，因借襄阳得以与孙刘联军抗衡。关云长攻取襄阳后，利用汉水暴涨，水淹于禁、庞德等七军；攻樊城而无功，反丢了荆州。以后，诸葛瑾、陆逊等人屡攻襄阳而不得，终被司马炎以襄阳而灭吴。岳飞曾说，襄阳是恢复中原的根本。公元1134年，岳飞率军收复襄阳，尽招中原精锐之卒，使金兵和后来的蒙古军不敢贸然问津襄阳。李自成攻占襄阳后，称“大顺”，终于得进北京。襄阳之重要，正如唐太宗所言：“天下之要领，襄阳实握之。”
闲言少叙。且说王近山和杜义德受命后，认真研究了刘、陈、邓的意图，认为野司首长的决定非常正确，攻取襄阳意义重大。西兵团虽然只有14个团2万余人，攻击康泽的3个旅17000余人，略占优势，但装备和地理位置上并不占优势。
王近山在纵队作战会议上分析敌情说：“我纵队刚出大别山，人员和装备损失较大。每旅除留一个团坚持大别山斗争外，全纵只有6个团万余人，4门山炮中还有1门是坏的；桐柏3分区只有5个营能参加战斗；陕南12旅3个团的装备也不强。襄阳、樊城之敌有3个旅近两万人，且筑有永久防御工事。按照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力求全歼的原则，以我劣势装备，兵力相对略占优势之军，攻取设防坚固、兵力集中的襄阳，似乎有点天方夜谭。但是，我纵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士气高涨，求战心切。这是我们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之一。再说，我们的对手康泽，虽说是黄埔三期的毕业生，但他是个特务，不懂军事，更谈不上带兵打仗，仅凭着蒋介石的宠爱，才爬上国民党中常委和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的位置，总揽十余县党政军大权。他一贯飞扬跋扈，骄横无忌。大概蒋介石也知道康泽的弱点吧，特意给他派了个有实战经验的郭勋祺来任副职。但是郭勋祺并没有实权，而且与康泽矛盾很深。我们1935年在四川省北川县一个叫千佛山的地区，同郭勋祺交过手，当时郭勋祺是个师长。再说，康泽的主力第104旅，是被我们在上官村、朱赵地区歼灭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对我心怀畏惧；其他两个旅都是从地方上新组建的杂牌军，士气不高，战斗力也不强。打这样的敌人，应该说没有多大的问题。襄樊守敌现处于孤立境地。白崇禧的3个机动兵团，被我们主力吸在平汉路上无法脱身。南阳的张轸兵团和应城桂系部队，为了保存实力，必不肯积极救援。应此，只要我们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政治和军事民主，讲究战术，就可以圆满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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