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星期日，在乡间别墅——我的美国客人——9点的广播新闻——日本袭击美国——我给总统打电话——我给德·瓦莱拉先生（）的口信——我很高兴——确定的胜利——我决定去华盛顿——致国王的信——总统对回程的忧虑——英国对日宣战——我给日本大w信——外交委员会一致同意宣战——达夫·库珀先生（）的任命——美国面临的大灾难——菲律宾被攻击——希特勒感到惊讶——我们讨论“威尔士亲王号”与“反击号”的布置——菲律宾上将的冒险计划——缺乏空中支援——上将后撤——再次尝试——日本的致命攻击——“一切都被海浪淹没”——一早听到的坏消息——我为起程做准备——12月12日，我给国会的声明——艾登先生开始担任驻莫斯科大使——我告诉他的一些消息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晚上，怀南特（Winant）与埃弗里尔·哈里曼单独在首相乡间别墅陪我。9点，新闻刚开始，我就打开了自己的小收音机。一开始是一些俄国前线以及英国在利比亚前线的战况，而最后一段则报道，日本对美国在夏威夷的舰队以及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英国舰队发起攻击。新闻之后是某位人士的评论，然后是问答类的节目。我个人并没有直接的印象，但埃弗里尔说有一则关于日本袭击美国的消息，尽管我们非常疲乏，但都坐着。这时听到这个消息的管家索耶斯（Sawyers）走进来说：“是真的，我们在外面听到了。日本袭击了美国。”大家一片沉默。11月11日的官邸午餐会上，我曾说过，如果日本攻击美国，那么英国将在“一小时内”对日宣战。我从桌边起身，走过大厅，前往办公室，那里一片忙碌。我要求给总统打电话。大使也跟着我走了出来，猜想我可能走出不可挽回的一步，他说：“你不认为最好先确认一下吗？”
两三分钟后，罗斯福总统的电话通了。“总统，日本这件事是真的吗？”“是真的。”他回答说，“他们在珍珠港袭击了我们，现在我们在一条船上了。”我让怀南特加入电话交谈，好交换意见，只听见大使先说了“好的，好的”——接着，显然怔住了，发出一声“啊”。我拿过电话，说，“这让事情简单了，上帝保佑你们”，或类似的一些话。接着我们回到大厅，试图让我们的思绪从这场刚刚发生的最大的世界性事件中缓过神来，即使是接近权力中枢的人，也对这件事感到十分吃惊。我的两位美国朋友虽然震惊，但相当坚毅。我们还不知道美国海军遭受了多大的损失。他们的国家陷入战争，但他们并没有哀号与悲叹，也没有花费口舌互相指责或表示悲痛。实际上，人们也许可以认为，他们刚刚从长久的痛苦中得到了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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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周二才会开议，议员们散居岛上各处，通信也非常困难。我让办公室打电话给议长、党鞭以及相关人士，要在明日召开两院联席会议。我要求外交部门即刻准备一份对日宣战的文件，以便其手续能及时赶上联席会议召开的时间，并确认战时内阁的每位成员、参谋长都接到电话，收到这个讯息，此外还有各军种的部长们，我相信他们已经得到了这个信息。
安排完之后，我的思绪立刻回到已在心头萦绕已久的一件事上。
我给德·瓦莱拉先生发去了如下信息：
1941年12月8日
现在你的机会到了。机不可失！再次团结成一个国家！我想与你会面，地点你来定。
我也考虑到正在挣扎中的中国，并给蒋介石发去了如下的电报：
1941年12月8日
大英帝国和美国已经受到日本的攻击。历来友好的我们，现在面对同一个敌人了。
我们还发出了下面的电报：
在这个历史性时刻，我们想到了你。
——温斯顿，埃弗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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