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约克公爵号”远航——我的团队——我们与大本营的信号与联络——我们应该施压，让苏联对日本宣战吗？——12月16日至18日，艾登先生与斯大林及莫洛托夫（Molotov）的会谈——斯大林的意见——战争契约——苏联对波罗的海数国的领土要求——内阁支持我的反对意见——莫斯科的进一步会谈——俄国与日本——友好的会面——我们与维希法国的关系：是敌是友？——日本攻占香港——忠诚的卫戍部队进行抵抗——投降——日本在马来半岛登陆——12月12日我给韦维尔（Wavell）的电报——重大战略问题——达夫·库珀的建议和我的判断——开启沙漠攻势——隆美尔撤退到欧盖莱（Agheila）——德国空军重回地中海——对美国策略的担忧——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乐观主义——未知的恐惧
在这个火烧眉毛的时刻，有很多理由让我留在伦敦。但我从未怀疑，让英美彼此充分了解胜过一切，因此我必须立刻前往华盛顿，并带上能抽调的最强大的专业团队。在这个季节乘坐飞机前往一个不利于飞行的方向，对我们来说太冒险了。于是我们12日前往克莱德。“威尔士亲王号”已经沉没。“乔治五世号”得盯着“提尔皮茨号”。新服役的“约克公爵号”可以带上我们，同时也能将它的工作效能提升到满负荷状态。我们的团队主要成员包括：比弗布鲁克勋爵，战时内阁的一员；庞德海军上将，第一海务大臣；空军中将波特尔，空军参谋长；陆军元帅迪尔，他此时已经被布鲁克将军（GeneralBrooke）接替了帝国总参谋长职务。
我有些担忧，因而将布鲁克留在了伦敦，因为有很多重大问题等着他处理。在他的职务上，我邀请迪尔随我去华盛顿，他仍旧是我们团队的核心成员，并被所有人信赖和尊敬。一个新的领域正在等待着他。
查尔斯·威尔逊爵士也与我随行，1941年时，他成为我的健康顾问。这是他第一次随我远航，自此之后，他陪我走过了所有的行程。他的可靠关照，让我感激不尽。尽管在他生病时我无法说服他听从我的建议，而我也没有对他所有的意见言听计从，但我们还是成了忠实的朋友。而且我们都活了下来。
考虑到德国潜艇的威胁，我们需要绕道走，并在七天的时间里以平均20节的速度完成这趟行程。海军在爱尔兰海的比斯开湾让我们上岸了。天气恶劣无法前进。海上狂风大作，浪涛汹涌。天空乌云密布。我们必须穿过从法国西海岸出发前往大西洋的德军潜艇能够攻击的海域。敌军潜艇数量很多，海军部命令舰长不得让我们的船落在舰队之后，但海况如此之差，我们的小舰队只能以6节的速度前进，我们就以这样的速度，花费四十八小时才走过南爱尔兰的海面。我们离布雷斯特不到400海里，一周前“威尔士亲王号”与“反击号”在此距离被岸基鱼雷轰炸机击沉仍让我记忆犹新。云层遮蔽了一切，偶尔有加入护航的舰队飞机飞过，但当我走上舰桥，令人讨厌的蓝色天空渐次出现。但还好，什么事都没发生。这艘大船和护航的驱逐舰一起缓慢前行。但我们很快就没有耐心忍受它如此之慢的速度了。第二天晚上，我们接近了德军潜艇的攻击海域。海军上将庞德下令，与其等着被鱼雷袭击，不如我们去搜寻并攻击潜艇。于是我们派出所有的驱逐舰，然后在天气仍旧糟糕的情况下，独自尽可能用最快的速度前进。我们被封在舱内，海浪不断冲上甲板。比弗布鲁克勋爵抱怨说，这还不如坐潜艇前行。
当然，我们仍然要处理收到的大量无线电信息并破译。我们会有限地回复一些。当新的护航舰从亚速尔群岛过来时，它们会在白天用摩尔斯电码将我们的信息发出，并航行离开100英里左右，这样既传递了信息，又避免暴露我们的位置。而我们这里要实行无线电静默——毕竟我们身处世界大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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