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在早先的信息里向你表达的那样，我仍然认为，如果现在能给印度各团体机会去成立一个国民政府，让这个政府本质上类似于我国以《联邦条例》组建的政府那样，按照约定，结束一段试验期和试错期后，最终去决定国家的宪政形式，并按照你已向他们做出的许诺那样，自行决定他们未来与大英帝国的关系，就能找到解决方案了。如果我们曾能朝这方向努力，如果届时克里普斯仍然不能撮合出一份协议，那么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舆论会感到满意，英国政府为了印度人民已经做出了公正且认真的努力，到那时，此事失败的责任就不在英国政府身上，而在印度人民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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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事态的发展，让这种疯狂的行为变得不可能发生。没有理想主义，人类无法进步；但让其他人为此付出代价，并且不考虑这样会造成千百万平民百姓流离失所，带来毁灭性后果和屠杀，这种理想主义，我们不认为它是高尚的和好的。总统的心思回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他将印度问题比作18世纪末十三个殖民地反抗乔治三世。而另一方面，我负有保护印度大陆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这里庇护着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在日本毁灭性的攻击下，我军不断投降和退缩。我海军被逐出了孟加拉湾，事实上也被赶出了印度洋的大部分地区。在空中，我们也明显落后。但我们仍然抱有希望和机会，让一切重整旗鼓，并承担责任，让我们主管近两百年的古老印度社会免遭可怕而猛烈的大毁灭。没有完整的军事执行权以及战区的统治权，希望和机会就是一场空。此事没有时间来进行“有试验期和试错期”的宪制试验，以决定印度与大英帝国的“未来关系”。要满足美国舆论的那个问题绝非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不能不顾自己的责任，抛弃印度人民，让他们陷入无政府状态或被征服。这至少是一种策略，但确实耻辱的策略。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就不仅背叛了印度人民，也背叛了我们自己的士兵，让他们的作战基地和并肩战斗的英勇的印度军队，因为分崩离析而沦为政治混乱和血腥的废墟。为保卫印度而殚精竭虑，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职责。
幸运的是，我那些琢磨过印度问题的最重要的同僚们都同意我的意见。如果不是这样，我将毫不犹豫地卸下个人的重负，有时候这些重负是超出个人承受力的。在此情形下，对人最大的安慰就是毫不犹豫。而正如这本书随后所讲述的，我和战时内阁成员们的信念，是有依据的。
我给总统发去了如下的回复：
前海军人员（首相乡间别墅）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4月12日
今日（12日）早晨三点左右，违背了你的叮嘱[关于霍普金斯的健康]，哈里和我仍在讨论你发给我的关于印度问题的电文。不召开内阁会议的话，我是不能决定如此重大的问题的，但内阁直到周一才会开会。与此同时，克里普斯已经离开了，双方都已经发布了对此事的说明。在此情况下，哈里打算打电话给你解释，但由于天气问题，电话没通。他将在本日下午打电话给你，并将备忘录用电报发给你。
你知道，你对我所说的每一件事，我都深知其分量，但在此危急时刻，如果每一件事都要再次扔进熔炉里，我不认为我能肩负起保卫印度的责任。我确定，这也是内阁和议会的看法。你的电文称我为“前海军人员”，因此我视它为纯粹的私人电报，并且不打算将它正式提交给内阁，除非你告诉我你想这么做。任何你我之间类似的重要分歧，都会让我心碎，而在这可怕的战斗正在**时，也肯定会深深地伤害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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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离开德里，坐飞机返回英格兰。两星期后，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开会，并确认了他们的工作委员会与掌玺大臣谈判时的立场。他们确认：“任何保留英国对印度的部分控制的计划和提案，国大党都（不可能）考虑……英国必须放弃对印度的控制。”
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所预料的那样，梵语学家尼赫鲁坚决主张抵抗日本。在代表团离开的翌日，他说：“我们不会向侵略者投降。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我们也不会为难英国在印度的战争工作……而我们的问题是如何组织我们自己的（战争工作）。”他是独一无二的，或者几乎独一无二的。大多数国大党领导人回到了甘地的绝对的和平主义上，甘地在5月10日自己的报纸上写道：“英国在印度的存在，就是日本入侵印度的请柬。他们撤走将让这个诱饵消失。即便假设它没有消失，自由的印度也能更好地对付侵略。纯粹的不合作主义那时将完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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