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军实力占优且后援不断之下，我军第十七师的三个英印旅在苦战两个星期后，被迫撤往萨尔温江一线，并围绕此地的比林（Bilin）展开了敌众我寡的攻击与反攻击的激战。到了2月20日，很明显，如果不想全军覆没，我军必须撤往锡当河。这条河水流湍急，有五百米宽，仅有一座桥能通过。在十七师的主力部队抵达之前，桥头堡已受到一股强大的日军攻击，即将撤退到桥头的行军队伍也受到敌新抵达的一个师的攻击，并与他们在两侧展开遭遇战。因而桥头守军有了这样的印象，我后撤的三个旅已经大为削弱、分散、损耗，实际上已经无法动弹，于是在所属师长的允许之下，桥头指挥官下令炸毁大桥。当第十七师经过奋战，成功抵达河岸边时，他们发现桥被毁了，他们面对的是湍急的河水。即使如此，3300名军人仍想方设法渡过了这道天堑，但却只剩下了1400支步枪和几支机关枪。其他的武器装备都丢掉了。这是场重大灾难。
现在在日军与仰光之间，只剩下勃固河防线了。在这里，第十七师残部自行整编，又加入了从印度来的三个英国营以及新抵达的英国第七装甲旅——他们原本要从中东去爪哇，韦维尔将军下令将他们转移至缅甸。而这个装甲旅在后来的战斗中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再往北是缅甸第一师，他们在南掸邦的防区被中国第六军解放之后，转移到了东吁（Toungoo）南部，并在那里防守着通往曼德勒的北方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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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不得不记录一段我们与澳大利亚政府之间关系的痛苦插曲，他们拒绝了我们的求援。我曾希望自己不用去回顾这些事实，但讲述缅甸战役需要讲到它。这段插曲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已有部分人道听途说了一些内容。如果双方都能完整陈述，那样会更好，这样也能形成公正的评价，并吸取教训作为未来的指南。
在重压之下，苦涩的感觉席卷了伦敦的军政界，但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的观点却是一致的。然而也必须记得，澳大利亚政府的观点完全不同。孟席斯先生（）率领的前任政府组建了皇家澳大利亚军队，并派遣了不下于四个师的力量，并带着他们军队的刚毅之气，横跨世界来支援处在战争中的母国，而这场战争形成的原因，以及准备的匮乏跟他们毫无关系。从巴迪亚（Bardia）开始，澳大利亚军队和新西兰师在保卫埃及的沙漠之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在胜利之前表现突出，并在不少惨败中并肩承担。九个月后，在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阿莱曼战役中，是澳大利亚第九师发起了进攻。他们在希腊也冒了很大风险，伤亡不少。还有一个澳大利亚师，在极其出色地完成柔佛的战斗后，在新加坡被摧毁或俘获，这个事件从未被解释，而英国的战争策略应该对此负责。锡当河的惨败似乎已决定了缅甸的命运，在这里，帝国政府的物力和安排再次被证明是不够的。那些知道事实的人，都不会怀疑，日军在兵力上的巨大优势，拥有制空权和制海权，还能自由地选择攻击地点，会让他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占领和控制组成韦维尔的美英荷澳战区的大部分区域。
澳大利亚军事思维的一切是将新加坡视为整个防御前哨和前沿阵地的关键，澳大利亚依赖于守住这里来赢得必要时间，让美国重获太平洋的控制权，让美国的军事援助抵达澳大利亚，并集结和重建澳大利亚军队，以防御自己的国土。自然，他们将日军入侵澳大利亚视为可能而且迫在眉睫的危险，并让澳大利亚的人民，不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处于被日军征服的恐怖中。对他们以及我们来说，缅甸只是世界大战的一角，然而日军的推进对不列颠群岛的安全毫无影响，但对澳大利亚则是致命的威胁。而此时，持续恶化的失败和伤亡成了我们的命运，澳大利亚政府对英国的战争指挥和我们在大本营所做的判断已经失去信心。他们认为，是时候聚集起所有能组织起来的力量，来处理那些对他们的城市和人民造成生死攸关的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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