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威胁之下，国大党的态度更坏了。当1942年2月，蒋介石大元帅携夫人到访印度时，这种态度变得很清楚了。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唤起印度民意的反日态度，强调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对印度和中国来说，打败日本的重要性。印度政党领袖们利用这个场合，通过大元帅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英国对国大党的要求进行让步。
战争内阁无法同意一个外国元首在国王陛下的代表和甘地先生、尼赫鲁之间，充当某种公正的仲裁者的角色。为此，我写信给大元帅：
1942年2月12日
我国内阁的看法是，你提议去沃尔塔（Wardha）拜访甘地先生，可能会妨碍我们号召所有印度人投入抗日作战的努力。这样做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在急需团结之时，却强调了社会中的分歧，我冒昧地希望阁下在此问题上，不要有悖总督和国王陛下的意愿。贵军长久以来抗衡着日本侵略军主力，我最诚挚地期待英国、印度以及其他帝国军队能与英勇的中国军队之间加强合作。
结果大元帅尊重了我的意愿，并在总督的协助下，让这场本就不合时宜的拜访在没有产生任何危害的情况下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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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新加坡投降当天。印度政客和媒体的表现，反映着印度教和穆斯林团体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和。为了希望建立某种共同阵线，有一些国大党领袖提出条件，要求承认印度主权，并成立全印国民政府。内阁仔细考虑过这些问题，在印度官员和总督之间也有很多平常的大量通信往来。我发给他一份私人电报，表达了我对成立印度自治政府的看法，此事当然与我是有关系的。几乎我所有的同僚都感到，在战后以最隆重的方式给予印度人民自治领地位是必须的。
首相致印度总督
1942年2月16日
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要求印度不同团体——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贱民，等等——将他们最好的领袖送到所述及的机构中来。然而，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选举基本方案，结果可能会将整个议会扔到国大党决策圈之手。这与我的意愿大相径庭。
此刻以及未来，我遵循的构想是，让每个大的社会团体和种族推选他们一流的领袖组成国民制宪大会。这样就避免只能与政党的政客们协商。
2月25日，我组织了一群大臣，研究印度事务的每日进程，并向战时内阁提出建议。这些大臣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直接在印度任职的个人履历。担任主席的艾德礼先生、大法官、西蒙勋爵都曾经是1930年“西蒙”调查团的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精通印度政治，并与甘地先生和尼赫鲁先生关系亲近。枢密院议长约翰·安德森爵士曾担任过五年的孟加拉总督。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曾任总督执委会中的财政专员。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先生是委员会中唯一的保守党成员。其他人都是工党、自由党或无党派人士。我也保留了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参加会议的权利。然而在实践中，委员会的意见跟我个人的信条经常是一致的，所以我发现没有机会参加。战时内阁对委员会完全信任，并采纳他们的大部分建议。因而我们能用恰当的方式来做一些困难的决策。尽管如此，我也会与战时内阁之外的内阁成员进行商议。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2月28日
战时内阁将在周二中午讨论印度事务。其后，由于此次决定后果的重要性，有必要与所有战时内阁之外的大臣们进行商议，可能还包括所有副大臣。而且，由于帝国王室的权利明显受到此决定的影响，因而必须尽早获得国王的同意。你应该立刻将此事提请印度委员会注意。
我对草案颇为赞许，但我们不能冒分裂之险，我必须看一看多数人的反应，而不仅仅是当下我们一小群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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