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两小时，我们在陆地之上飞行，大约在美国时间的7点，我们抵达了华盛顿。当我们沿着波托马克河（PotomacRiver）降落时，我注意到华盛顿纪念碑的顶端几乎与我们的飞机高度差不多，它的高度超过550英尺，我对凯利·罗杰斯上尉感叹说，世上有如此众多的其他目标，如果我们却撞上了这座纪念碑，那将真是不幸中的大不幸。他向我保证，他会特别留意，不会撞上它。在经过28个小时的飞行后，我们最终安全而且顺利地降落在了波托马克河上。哈利法克斯勋爵、马歇尔将军以及美国的数位高官迎接了我们。随后我去英国大使馆吃晚餐。时间已太晚，无法当晚就去海德公园了。我们阅读了所有最新的电报——没什么要紧事——并在户外惬意地吃了晚餐。英国大使馆坐落在一处高地上，是华盛顿最凉爽的地方之一，比起白宫来，我还是喜欢这里。
第二天，19日一早，我飞往海德公园。总统已亲临当地的机场，并目睹了我所经历过的最颠簸的降落过程。他用最热忱的方式欢迎了我，然后亲自驾车，载我经过哈得孙河抵达一处壮观的悬崖处，他的家就坐落于此。总统载着我四周转悠，向我展示海德公园亮丽的风景。在这次开车中，我有好几次陷入沉思。罗斯福先生的残疾让他不能使用脚踩刹车、离合器或加速器。但经过巧妙地设计，让他能够用胳膊完成一切，而他的胳膊格外强壮而且肌肉发达。他邀请我摸一下他的二头肌，并说一位著名的获奖拳手也羡慕不已。这令人放心不少；但我得承认，有好几次，当车在哈得孙河悬崖边缘的草地上转向或者倒车时，我都希望机械设备和刹车不会有问题。我们一直在谈论公事，尽管我尽量不让他从驾驶中分心，但我们在谈论中取得的进展比正式会议可能得到的进展还多。
总统非常高兴我带着帝国总参谋长一同前来。回忆起他的青年时代，他总是兴趣甚浓。总统的父亲曾经在海德公园招待过布鲁克将军的父亲。因此，对于这位已身居高位的父辈之子，罗斯福总统也表示很有兴趣见一见。两天之后，当他们会面时，总统以极大的热忱迎接他，而布鲁克将军的人格和魅力也几乎立刻创造了一种亲近的关系，这对我们的公事进程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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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我想要有结果的不同问题都告诉了哈里·霍普金斯，他详细转述给了罗斯福总统，如此一来，双方知根知底，总统也对各个议题了然于胸。在这些问题中，“合金管”是最复杂的之一，事后证明，它也绝对是最重要的。
在此，我最好引述一段广岛被一颗原子弹命中，沦为废墟后，我在1945年8月6日发的声明：
1939年，很多国家的科学家已广泛地认识到，由核裂变释放能量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之前，仍有各式各样的、极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当时，没有几个科学家敢预测说，能在1945年准备好使用原子弹。毫无疑问，这一计划的潜力如此巨大，尽管我国科学方面的人力捉襟见肘，陛下的政府仍正确地认识到必须让这项研究继续。在此时期，研究主要在我们的大学里进行，主要是牛津、剑桥、伦敦（帝国学院）、利物浦和伯明翰等。在组成联合政府后，协调这项工作，推动其向前的责任落在了空军生产部上，并由乔治·汤姆森爵士（SirGeorgeThomson）担任主席的优秀科学家们组成的委员会提供建议。
当时，为了收集科学情报，根据整体的安排，负责这项工作的英国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之间也进行了完整的意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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