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死了。一颗照明弹近距离射进了他的胃部。他在清醒和剧痛中活了半小时。他死前交给我他的皮夹，遗赠了那双皮靴——当年他继承的克默里西的皮靴。我穿上它正合适。我死后会交给加登。我已经答应了他。
我们虽然掩埋了米勒，但在那里，他不会安眠太久。我们的战线在撤退。那边有太多英国和美国的生力团，太多腌牛肉罐头和白面粉，太多新大炮，太多飞机。
而我们却骨瘦如柴，饿得要命。我们吃得太差。食物里过剩的代用品吃得我们生病。德国的工厂主成了富翁——我们的肠子却忍受着痢疾的折磨。茅坑里始终蹲满了人——祖国的人真该来看看这一张张灰黄的、可怜的、顺从的脸，一副副佝偻的样子。绞痛正从他们体内榨出血，而他们，顶多用疼得抽搐扭歪的嘴苦笑着说：“根本没必要提上裤子——”
我们的炮兵连停止了炮轰——炮弹太少——炮管磨损严重。由于打不准，炮弹时不时冲我们过来。我们马匹太少。生力部队竟是贫血的，需要康复的男孩儿。他们不会背包，只会送死。成千上万。他们根本不会打仗，只知道往前冲，挨枪子儿。有一回他们刚下火车，不懂掩蔽，被敌方一个开玩笑的飞行员全部干掉了。两个连。
“德国人马上就死光了。”卡特说。
我们对“一切终将结束”不抱希望。我们根本不想那么远。一枪过来，会结束生命。要是受伤，下一站就是野战医院。就算不截肢，也早晚落到一个扣眼儿里别着战功十字勋章的军医手里。他们会说：“怎么？一条腿短了？您要是勇敢，在前线就不用跑。这个人是k.v.[14]。解散！”
卡特讲了个故事。这个故事已经传遍了从孚日到弗兰德的整个前线——关于军医。有个军医拿着体格检查表点名。有人出列时，他看也不看就说：“k.v.，前线需要战士。”有个装着木腿的人出列，他还说k.v.。——“就在这时，”卡特提高了嗓门，“那个男的对他说：我已经装了条木腿。要是上前线，脑袋再挨上一枪，让他们给我装个木头脑袋，我就能当军医了。”我们对这个回答十分满意。
当然有好医生，而且很多。但一个士兵在上百次体格检查中，总会有那么一次落在这种专门抓英雄的医生手中。他们忙着尽可能多地把a.v.[15]和g.v.[16]改成k.v.。
这类故事不少。大多数都更为辛辣。但尽管如此，它们和造反、发牢骚毫不相干。它们是真实的，只不过一五一十被说出来而已。部队里有许多欺诈、不公和令人生气的事。难道这还不算多：尽管越来越看不见希望，还是一个团接着一个团地投入战斗；在不断后退不断崩溃的前线，一次接着一次地进攻？
坦克已从笑柄变为重型武器。它们披甲上阵，排着长队呼啸而来。对我们来说，它比其他武器更能体现战争的恐怖。
我们无法看见朝我们密集猛烈发射的火炮。进攻线上的敌人是像我们一样的人——而坦克是机械。它们的履带像战争一样无休无止地运转。它们是毁灭。它们毫无知觉地滚进弹坑，又爬出去，所向披靡。一支咆哮的舰队。一辆喷着烟的装甲车。坚不可摧，碾碎死人和伤者的钢铁猛兽——在它面前，我们蜷缩在薄薄的皮肤里。面对它的巨力，我们的胳膊成了麦秆，我们的手榴弹成了一根根火柴。
榴弹，毒气，坦克——碾压，腐蚀，死亡。
痢疾，流感，伤寒——窒息，烧伤，死亡。
战壕，野战医院，群葬墓——没有其他可能。
***
一次进攻中，我们的连长贝尔廷克阵亡了。他是名出色的前线指挥官，遇到任何危急状况都冲在最前。他在我们连两年了，从未负伤，可最终还是出了事。我们在一个洞里被敌人包围，油和煤油的臭气连同炸药的烟雾一起飘过来。我们发现了两个拿着火焰喷射器的人。其中一个背着箱子，另一个双手拿着喷火的软管。要是他们逼近，够着我们，我们就全完了。这时又恰好无法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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