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拨打郭工的电话。关机。拨打传真机号码，一直是传真机的声音，没人接听。付清了两百多元饭钱，我催着司机赶快开车，赶回那个大院子。门口传达室内那位看门的老头不见了。挂着“信息中心”牌子那房间的门大开着。新电脑连同纸箱子都不见了。
我手里紧紧地攥着匕首，发疯一样在那栋楼上跑上跑下，一间一间搜寻。门都是锁着的，里面差不多都是空荡荡的。三层楼都是这样的！
我绝望了。一屁股跌坐在台阶上。司机同乡也明白了。他很同情地看着我。我全身汗水。我流泪了。我觉得自己太笨，应该一早就能看出这是个骗局。
我拨打110报案。下午三点，两辆警车开进院子。四名警察对现场进行勘察，而我则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讲述一遍。为首的那位警察说，这里是一个大项目的指挥部不假，但是还没有正式启用，没想到被骗子钻了一个空子。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计算着这次的损失。一台电脑7400元，两部手机11000元，往返运费12000元，电脑安装费每台10元一共是1000元，午饭钱250元，共计31650元。如果发票人家不肯退的话，又要多出3.03万元。那就是要赔61950元。
对于有钱的人，这个数目，即使在十几年前，也不算多。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要两年才能攒到这么多钱。
我的大脑什么都不能做了，只能表情呆滞的一遍又一遍地唠叨这些数字。货车司机说：“兄弟，运费我少收你1000元吧，算是我的一点心意。那发票肯定是能退的，跟人多讲点好话。”
好吧，那也要赔进去三万零六百五十元。心疼，后悔，屈辱，仇恨，羞愧……这回去怎么跟那些给我账期的大大小小的老板们交待呢？我又该怎么去面对阿民呢，他肯定是觉得这买卖有问题，但又害怕判断失误，所以自己不敢做，但又不敢肯定是假的。
要知道是假的，我可以什么都不做，躲在家里睡大觉。不会赔钱，也不会这么伤心。我们的货车，满载而归，飞速行驶在山间的高速公路上。窗外，仍然绵延的群山，落日的余晖照在我的脸上，照在我的眼睛上，肯定也是血红的颜色。
回到珠州，大家对我的遭遇都很同情，退货的时候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就连那家安装电脑的几个人，把99台完整的电脑再拆散成配件的工作，只收了我500元。那次直接的损失是三万块钱。一年的血汗钱都没有了。
这是我刻骨铭心的一次教训。从此以后，我学会了对待他人诚实守信，面对意外要从容不迫。跌倒了要爬起来，否则你永远都没有机会东山再起，永远都活在失败的阴影里。那一次被骗是最打击我信心的一次，但不是最严厉的一次。从创业至今十四年时间里，我的生意经历过的生死存亡有六次。每一次，都是那种信念支撑着我。
蒋震云半躺在在沙发里，两眼似睁似闭，深深地沉浸在一段回忆中。赵雅朋端起精巧的玻璃水杯，将淡绿透明的茶水倒进蒋震云面前的小茶盅里。
赵雅朋想，显然蒋总跌倒了，又爬起来了，否则他不会有今天这般成就。以前上班的时候，总是想着老板付给自己的工资太少。付得越多越好。可老板的钱又是怎么挣来的呢？就认为是公司的员工帮他挣来的。根本没有深究这各位老板是如何当上老板的。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般人都“只看到贼吃肉，没有看到贼挨打”。
在短暂的沉默之间，赵雅朋无意识地端起小茶杯，却忘记喝。蒋总就像一个连长，甚至是一个营长，带领着一两百号人，在残酷的商业竞技场上搏杀。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勇气才能在危难时刻站起来，果断地做出决策？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眼光才能在天昏地暗里看到方向，义无反顾地向前？赵雅朋从来没有崇拜过谁，而眼前这位四十多岁的老板让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下定决心，要以蒋总为楷模，在一言一行中磨砺坚韧的性格，在大事小事里坚守诚信的底线，相信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跟老板一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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