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名字。一个白塑料瓶子，标签上只印了三个字母——ABG。厂里的人说这药是特批的，还没上市，先给重病号试用。吃一个星期停三天，再吃一个星期。第一盒不要钱，后面也不贵，一个月二十来块钱——比化疗便宜。我吃了两个月之后去复查，片子上的阴影没扩大。”赵庆低头看着自己手臂上的网状纹路，“医生说病情暂时稳定了，可以考虑继续用药。我问医生这药有没有副作用，医生没说话。旁边有个男的——在旁边整理病历的一个男的，不是医生，穿蓝大褂，替医生回答说‘副作用因人而异，你这点不算什么’。我把袖子撸起来给他看，他看了，说‘正常反应，多喝水就好了’。他全程拿背影对着我。”
“那个人的蓝大褂上有没有胸牌。”
“有。没有字。没有名字。”
唐震没有追问。他在记忆里把这个人对应上——丰都码头仓库的那个，没有名字，没有档案，只有安邦内部编号。
“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不对劲。”
“第三次开药的时候。药房的人换了一个，不认得我了，让我重新挂号。我去挂了号回来，他们说我之前的病历找不到了。我问能不能再做一个检查，他们说不用，继续吃药就行。”赵庆把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攥着裤子布料又松开，反复了好几次，“我开始自己减量。一天一粒减成两天一粒。过了大概一个礼拜，有天半夜我从床上弹起来，不是做梦——是真的弹起来，像有人在我脑子里拉了一根线，把我整个人从枕头上拽起来。我坐在床边，脚踩在地上，感觉自己不是自己。我的脚底板踩在水泥地上，但我觉得水泥地从脚底板下面往上升了一个指节的高度——不是地在动，是我在往下沉。”
他攥紧裤子的手停下来。“从那天夜里之后，我就再也不吃肉了。”
“什么。”
“肉。什么肉都嚼不动。煮得再烂的肉，进了嘴里就像嚼棉花，嚼到最后变成一团干渣子，咽不下去。猪肉牛肉羊肉都试过，一样。后来连豆腐都咽不下去了。”赵庆的声音很平，平得不像是带着恐惧，更像是这件事已经被他消化了太久，说出来只是陈述。
唐震的右手在桌上摊开，鳞片在灯泡下没有发光，但手背上的皮肤有一瞬间紧了一下。他见过这个进程。湿尸被抽干了精气，身体的肌肉全部失去弹性；撑伞人被固化在生与死的临界点；赵庆的进程是缓慢的，从咽不下去开始，然后身体的某些部位会渐渐失去知觉，最后变成空壳。
“你有没有碰到过其他人跟你一样吃这个药的。”
赵庆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这是他进值班室之后第一次明显流露出恐惧以外的情绪——愤怒，“有个女的五十来岁，肝癌，吃了半年，跟我说她觉得好多了。但我看她手腕上也有一片青灰色的印子，比我的浅。她没卷袖子，领口露出来一点点。她还没发现那东西——还在谢谢安邦救她的命。你知不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有人在害她，我不能说。说了她也不信。她的片子上的阴影没有扩大——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安邦的药不是治好了她，是把她的病冻住了。”
唐震听到这里手指在桌沿上按了一下。那些重病患者是自己找上门的——他们不需要被动员，不需要被欺骗，只需要被告知有一款药可以让他们的肿瘤不再扩散。他们自己会排着队来。
“你来找我做什么。”
赵庆把手伸进上衣内袋，掏出一个信封。信封是老式的牛皮纸信封，封口被撕得不整齐，边角磨得起了毛。他把信封放在桌上，手指按着它往唐震的方向推了半寸。
“我查了安邦在重庆的窝点。不是药厂——药厂是新的，门口挂着特批制药的铜牌子。还有个旧的，在城外，一栋旧楼，以前好像是药厂的旧仓库。我认识一个在里面干过装卸的，他跟我说那栋楼的负一层常年锁着门，门口挂了个铁牌子写‘实验重地’。他说有时候半夜能听见里面有动静，不是机器响，是人。很多人在同时咳嗽，咳得特别深，像要把肺从喉咙里咳出来。但负一层只有一扇门，从来没见人进去过——也没见人出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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