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广林的敲墙声。吸烟。五车间的灰尘。唐震看着这一页上的字和前一页的字对比——同一个人的手，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但笔画明显变粗了，钢笔压在纸上留下的沟槽比前半本任何一页都深。不是墨水多。是手抖。写字的人用更大的力气把钢笔压在纸上，想用手劲抵消手指关节控制不住的抖动。他认得这个写字的姿势，小时候见过。父亲在饭桌边上写东西，右手握笔，左手按在桌沿，手背上的旧疤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那时候他以为父亲只是写字认真。
他翻到最后一页。这一页的纸张和前面的不一样——是从另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边角参差不齐，用胶水粘在笔记本的封底内侧。纸上的字是铅笔写的，笔画极轻极潦草，断断续续，有的话只有一道浅浅的白印。
“震儿，若你看到这本子，说明我已经不在了。这些年我一直在查顾知白留下的东西——白家档案、七处节点、巫傩封印的起源。我走遍了长江边上他信里说的每一条线索，每年都去慈云寺看他寄来的旧信是否还在，最后发现所有的路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歌乐山。白家档案的原件在那里——那里有你想要的答案，也有顾知白最后的消息。不要查下去。但若你一定要查——歌乐山白家档案库，编号零七，顾知白最后离开的位置。另外，秦广林守的楼底下有东西，如果楼底下有什么响动，千万别下去。不是怕你出事——是还不到时候。信是小周代笔的，去年的事。爸。”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膝盖上。窗外的江风从窗缝挤进来，把旧报纸吹得哗哗响。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不，不是想起来的，是那件事一直压在心底最底层，被笔记本里的每一个字从下面往上顶，顶到现在再也压不住了。
那是他退伍回来的第二年秋天。
父亲还活着。住在灰砖楼这间屋子里，每天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去厂里上班。唐震退伍后转业安置的去向还没定下来，父亲有一天晚上把他叫到这间屋里，桌上放着两样东西——一杯老荫茶，一份盖了厂公章的接班申请表。
“你回来也一年了，工作还没着落。厂里给了名额，你填了这张表，下个月就能上班。保卫科，不累。”父亲的声音不大，像在说一件早就决定好了的事。
唐震没有接那张表。他刚从南疆回来，手上还留着握枪的老茧，心里还装着那些没能一起回来的战友的坟。他不想进厂，不想坐办公室，不想一辈子守着一扇他看不出有什么好守的门。
“我不去。”
父亲端着搪瓷缸的手停了一下。他没有发火，只是把缸子搁在桌上，缸底和桌面碰出一声闷响。
“你不去，你想去哪。”
“我想去公安口。我当兵的时候干的就是侦察，专业对口。转业办说了，今年名额紧，但等一等说不定……”
“等多久？”父亲打断了他，“一年，两年？你今年多大？你那些战友的坟头的草都长多高了？”
唐震没有说话。父亲的话像一把刀，不是从外面扎进来的，是从里面捅出去的——他自己也是当兵的人，他知道当兵的人最听不得什么。
父亲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江风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他的肩膀佝偻着，那件蓝布工装的肩肘处磨得发白，线都松了。
“我在这厂里干了快二十年，什么没见过。你以为我天天在这儿坐着是图什么？”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唐震要竖起耳朵才能听清，“你手上那块疤，是从小就有的。你以为是胎记？不是。那东西迟早要找上你。你留在厂里，我还能看着你。你去了别处，出了事谁管你。”
那是唐震第一次听父亲提起他手背上那块疤。那块从记事起就有的、淡得几乎看不出来的青黑色印记。
“我不要你管。”唐震站起来，拿起桌上那份接班申请表，撕成两半，放在桌上。“我的事我自己管。”
他走出灰砖楼时，身后传来父亲把搪瓷缸摔在地上的声音——缸子没碎，但茶水溅了一地，茶叶梗子贴在水泥地面上，像一摊黑色的碎骨头。
那是他和父亲最后一次吵架。没过多久，父亲就病了。肺癌，查出来就是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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