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65年,我从四川大学毕业。那时候大学生很稀罕,很多单位抢着要,我可以留在成都,也可以到北京、上海那些大地方工作。可我最终选择回老家的小县城。之所以回去,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我父亲突然去世,母亲身体不好,无人照顾;二是与我相恋两年的女同学突然变卦,决绝地离开我,投入别人的怀抱,令我情绪十分低落,脑子乱了套,就像个傻子一样,不再考虑其他,连系里组织的告别宴会都没参加,就扛起行李,垂下脑袋,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令我伤心至极的校园。
回到县城,有两个单位供我挑选:一是到组织部管活人,二是到民政局管逝者——刚刚落成的烈士陵园需要尽快充实完善,却没人愿意去,恰恰那里又需要个把懂一点革命历史的人,而我大学学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兼顾党史,专业对口。一大把年纪的人事局长请我这个小年轻喝茶,拐弯抹角动员我去陵园大显身手,并且提出在行政上可以给我高定一级。我便脑袋一热,到陵园当了园长助理。
我在陵园工作了一年时间,烈士墓由最初的七十三座,扩充到两百二十多座,并且基本搞准了入园烈士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一天,县委张书记来陵园视察,我负责讲解。末了,张书记说:“大学生在这种地方纯属浪费人才,县里正要组建党史办公室,你去那儿上班吧。”就这样,我又被调到了县委直属的党史办。
党史办主要是研究地方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承担县地方史料的发掘、征集、整理、甄别、编纂等工作。我们北江县1925年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在川东北地区算是比较早的。尤其是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从大别山撤出,辗转来到我们这一带创建了声势浩大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仅次于中央苏区,是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北江县是核心区之一,据粗略统计,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全县有三千多人参加红军,后来大多数人都牺牲,或者失踪、失散,所以有待挖掘的史料简直太多了。
北江是个山区小县,战争年代,人口只有三万多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十人就有一人参军,有不少竟然是阖家参军。我母亲娘家所在的老虎嘴村,就有几户这样的人家,全家一个不剩,全跟红军走了。
我到党史办工作,屁股还没坐热,就赶上“**”,小小的党史办只有七个人,还分成了两派,整天不是你斗争我,就是我揭发你,搞得乌烟瘴气,工作都停下来。更有甚者,有一天跑来了一群县一中的红卫兵,一把火,把堆放党史资料的三个大柜子给点着了,红卫兵走后,我们赶紧灭火,抢救出来的资料,已不及十分之一。
熬到“文革”结束,党史工作才又渐渐走向正轨。而这时候,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
我们北江县由于地方狭小,且深藏于四面大山中,所以人员流动不大,血缘相近,村村寨寨之间,家族、亲戚关系盘根错节,这一家与那一家,七拐八绕,曲曲折折地总能攀上一点族亲或外戚关系,所以在我们这里,几乎家家都有三亲六戚、七姑八姨。当然,有很多所谓的亲戚,你并不认识,从无来往,甚至从未听说过。如果不是从事党史研究方面的工作,我也不会在这里谈这个话题。
史料记载,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撤出来时,队伍里约有三十名女红军战士,1935年春西渡嘉陵江离开川陕苏区长征时,总共带走了约三千名女兵。
这其中,有两百多人是我们北江籍。
我在这里讲四个人的故事。
庞壮英
我母亲说,她娘家那个村——老虎嘴,就有个女的,大名叫庞壮英,在当时挺有名的,若论起来,庞壮英还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表姐,比母亲大八九岁的样子,我应该喊她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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