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8年，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的讨论忽然热闹起来了。它给人一种假象，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似乎遗失已久。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附和，我认为至少从白话文运动开始，我国的文学创作一直走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说得严重一些，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现实主义的，从来就不存在不指向现实、不指向生活的文学创作。不论是所谓的现实主义，还是其他，更值得讨论的是它们究竟需要解决什么。也就是说，当前我们的文学创作需要解决什么。这才是一个核心问题。
作为文学创作类型中的“重器”，长篇小说的力量是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因此，探讨长篇小说的创作手法，更有示范作用。
莫言先生在他的《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说得很清楚，“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长篇小说之长，并不是篇幅之长。同样，把长篇写长，也并不是看你写了多少现实生活场景、人物、器物，而是看你借助这些寻常的或者不寻常的场景、人物、器物，开天辟地一般所构建出的广阔空间。长篇小说通过现实实现一种其他体裁所未有的艺术创造，建立起作家与现实、与过去、与未来，以及与宇宙，甚至与某种神秘力量的共生关系，这也是作家写作的终极目的。文学创作亟须解决的，也正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我们常常提到文学对生活的介入，长篇小说创作对生活的介入之深、之广尤为突出。但想要由此形成一种理想的正常的联系，恐怕没那么简单。生活的真相从来就不是浮在表面的那一部分。发现、辨识生活的真相，是对作家智慧、能力的考验。作家面对生活，其实就是面对高山一样巨大的困难、铜墙铁壁一样的阻碍。写作的功夫，看起来是文字的功夫，而当你真正走到现实生活面前，它又变成了思想的功夫。你笨重无比，却要身轻如燕。你肉体凡胎，头圆脚大，却要像响镞利刃一样锐不可当。所有的功夫都是为了突破那有形无形的限制和阻挡，来到生活的中心地带。
忽然发现，我讲这些实际上也是在讲长篇小说创作背后的艰难，不禁想起2015年我为《文艺报》写的一篇文章《长篇小说创作的三种准备》：
迄今为止，我已出版长篇小说6部，包括《老大》《公敌》《芬芳录》《水洼》等等。这些小说创作的时间跨度都很长，有的几乎经过了十多年，比如《老大》。
起笔《老大》早在1987年年尾。过了近十年，也就是1997年，我才将它一气呵成地完成。当时，我有过拼把劲儿评上副高职称后尽快改行的打算，就努力将此书付梓出版，不料，我在中短篇方面的创作随之取得较大突破，接连几篇作品在文坛产生影响，评职称已足够。随着文坛对我的中短篇创作的关注度提高，我也就渐渐把这本书忘在了脑后。
2011年，经一台湾作家介绍，《老大》的繁体版由台湾秀威资讯收入“认识大陆作家”系列出版。此为我首次在台湾地区出书，那种竖排的繁体版式令人爱不释手。一直到今年年初，这本书才算正式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至此，已过去整28年矣。28年，什么概念？当年出生的小孩都已长大成人再生小孩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作品虽然是现在再版，但语言、主旨还很新，我不说出来，恐怕无人知道创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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