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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国门_王族(自序:长篇小说创作的背后) 第(2/2)页

在《水洼》《芬芳录》分头进行的过程中,约在2004年,我又计划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同年完成构思,主要想写一个女人的复仇。奄奄一息的女人被丢弃在野外,经一老人治愈后返回城镇,一步步将施虐者推向死亡。由于电脑硬盘损坏,写作计划丢失,重起炉灶后,已是另一副样子,但只写了前面数章即难以为继。直到2010年12月,所有的创作资料都已完备,遂决定不再拖延,在济南一间窄小的出租屋里,开始了平生最为艰苦、最心无杂念的写作。这部长篇,就是《公敌》。作品完成,我也几乎累垮。一再修订,颇费周折后,去年12月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创作不可能立马而就,即便耗费时日完成创作,作者的创作成果也不一定马上就会被读者接受和认识,所以我认为,进行长篇小说创作,首先要做好可能遭受冷遇的准备。我就是例子。初写《老大》,我年方二十,意气风发。皓首穷经的这些年里,心灵受到了多少煎熬,这是形容不出来的。所幸到了目前这个岁数,心中倒还残存着不少青春意绪。

同时,与中短篇小说创作相比,长篇小说创作显然依赖作者更多的才华,所以,长篇小说创作需要足够的才华准备。我在创作时就常掂量,自己的才华到底够不够?究竟撑得起怎样一部长篇。再者,我的才华究竟能够让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写部砖头一样厚的长河小说,我一时做不到,那么写部《蝇王》《呼啸山庄》,可及?如果欠缺,如何补足?这叫心中有数,而才华的积累实在非一日之功。

另外,真正看到长篇小说创作的难度,心存敬畏,这也应该是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必要准备。文坛上有种陈腐观念,认为短篇小说无法掩藏创作的硬伤,而长篇小说似乎更能遮掩某种不足。我很不赞成这种贬低长篇小说写作的态度。我认为既然是好的长篇小说,就同样不能具有瑕疵。作家创作长篇小说,如同构筑一座宏伟而美妙的殿堂,即使一块砖石的松动,也可能会埋下整体坍塌的隐患。

早年我初次看到国画大师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不得不叹其妙,妙在截取任何一隅,都可独立成章,立轴找得到,扇面册页也找得到。优秀的长篇小说,同此。

我写《公敌》,对作品结构细部都有过精心设计。总的来说,小说奇数章基本以倒叙为主,层层剥茧,写至结尾,一直追溯到主人公韩佃义人生悲剧的初始,水落石出:他的爱情挫折。挚爱金枝儿的刚烈离世,直接造成韩佃义急流勇退,选择与金枝儿的骨灰相守,从而揭示出韩佃义独居坟园的秘密。也就是说,韩佃义最终从权力、欲望回归了感情,回归了爱。小说的偶数章则基本保持线性顺叙,主写另一主人公佟志承,推动其弟佟黑子的命运发展,同时又是对奇数章的补充。两种叙事方式相互交叉缠绕,一个向前一个向后,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开阖之间完成一个庞大的对乡土社会的历史书写,并寄寓其历史走向。

这样的结构自然增加了文本丰富性,在阅读上却制造了一定的阻挡。事实上,阻挡的存在,对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来说,十分必要。这就像我曾经认为的那样,任何优秀的文艺作品,不论是绘画、音乐,还是文学,必有险处。关键在于我们的阅读是遇险而进,还是遇险而退。

为《公敌》做这种设计,让我颇费心力,这与我为之耗费的十年岁月一起,足以证明长久以来我对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所保有的深厚的敬意。

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又出版了长篇小说《老实街》,还有这部《背后》,可以说,对长篇小说创作又增加了一些体会。长篇小说创作,并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容易起来。实际上,不管我们是讨论长篇小说创作的难度,还是讨论具体“怎么写”,都是在探讨那些躲避在创作背后的力量,是什么支撑我们去完成对生活的再认识,以及我们究竟要去认识现实世界的什么东西。

关于《老实街》,我已经讲了很多,那是我在现代语境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思索,试图发现我们的文化传统所可能包含的现代元素。它很容易被误认为通常的怀旧,但它的确面向未来,作品的意义也正在于此。相对于《老实街》的文化色彩,《背后》这部作品则更多地体现了我对即时生活的关切。人物、故事、场景,都有更多的现实生活的即视感,但是,如果让我就此止步,肯定有违我一贯坚持的创作观。作家所要说的,不能仅仅是这些表面的东西,生活的真相常常隐藏在生活背后。优秀的作家应该能够赋予文字一种神通,可以看到人所未能看之物,抵达人所未能达之地。

现实生活令人眼花缭乱,而我独钟情于世界背后远离喧嚣的那方秘境。在那里,生活的真义仿佛一块沉睡的美玉,静静散射温润的幽光。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写作都是在写现实生活的背后,都是一种对生活、社会、生存秘境的探索。

阅读《背后》的文字,我不是没有想到莫言先生的《酒国》。但这是“宇宙星”,它也一样是我们的特色生活。我在这里杜绝给人物一副雌雄魔兽的外貌,不管生末净旦丑,都有一颗心,那就是对他们各自所爱的人的爱。而这也正是《背后》的背后。因为爱,人们在一起。因为爱,人们需要承担这一切,欢乐或者痛苦。

生活背后的秘境,言之不尽。说到底,作家作为一个生活的寻玉人,在思考写作的同时,与现实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唱红脸儿,唱花脸儿,唱白脸儿,唱黑脸儿,或许有人就想扮个鬼脸儿。长篇小说创作的背后,其实也就是作家与这个世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联系。欲待如何,面对现实给出自己的答案,正是一个作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所在。

2019年3月8日记于济南盖子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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