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又新和琚启炳两个区长被红军镇压后，西九区区长张绍池也在石鼓被赤卫队镇压。他们三人是同学，都在国民党安徽省传习干部学校受过“反共”训练，被县长周景清特地安排到西南乡对付农民暴动，却没有料到他们上任不久就被红军镇压了。这给了国民党广德县政府以极大震慑，西南乡的区、乡政权纷纷瓦解，土豪劣绅都逃往广德县城和宁国、宣城、郎溪等地。国民党首都卫戍部队也因“清剿”不力而争吵不休，李元凯被调离广德，由副团长黄栋成接任。
黄栋成接受了李元凯轻敌的教训，听取了刘声远、孟德卿等人的劝告，放弃了原来的深入苏区寻找红军游击队主力决战的“兜剿”之法，改为“以民攻民”之策，把重点放在筹办地方民团武装，以期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他与县长周景清协商，召集了县城里的八大家和地方土豪詹国贤、蔡祖苞、查宗泉、龚炳、刘金龙等人开会，决定发挥地方自卫队武装和地主自办武装的作用。为了迅速建立民团武装，他们在全县各地张贴布告，甚至派特务把布告贴到了苏区。
周爵三收藏有一套传忠书局刻印的《曾文正公全集》，王金林少年时浏览过。当年，曾国藩组建湘军，就是从团练开始，招募穷人打穷人。广德县政府这次大张旗鼓扩张民团，把民团作为进攻苏区的主要力量，实行“以民攻民”的策略，就是湘军团练的翻版。对于刚刚建立的各地苏维埃政权和弱小的红军队伍，这简直就是釜底抽薪。如果失去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苏维埃政权就是一个空架子，红军队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最让王金林焦虑的是江苏省委的七月来信，根本没有从广德实际出发，没有考虑广德工作中存在的诸多困难，却三令五申，要求迅速扩大红军队伍，向敌人发动最猛烈的进攻，全面开展分田分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如果真是这样，虽然一时激发了广大贫雇农的革命斗争热情，但势必把那些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小地主和富农都推到反革命的阵营，给苏区带来的将是前所未有的军事和经济压力。
李邦兴和邱宏毅都是外地口音，深入基层和群众交流非常困难。他们打仗很勇敢，却只愿意和红军队伍一起行动，而独立团的干部和战士又常常不听他们的指挥，战斗一打起来都是各自为政。柏垫战斗，就是一个血的教训。在实际工作中，他作为广德党组织和红军独立团的负责人，总是在唱独角戏，往往是顾此失彼。每当烦恼的时候，王金林总是想起和黄中道在一起的日子。
在上次的县委扩大会议上，王金林检讨了错杀张品三等支持革命的开明士绅所带来的巨大消极影响。可是，邓国安和张国泰这两个他最亲密的战友却不以为然，甚至批评他有些右倾。而省委这次的指示，对他和广德党组织的批评，已经是十分尖锐了。内忧和外患就像两把尖刀，一前一后向他刺过来，如何化解这个危机，王金林感到非常无助。
就在王金林瞻前顾后的时候，龚守德从石鼓派人送来情报，说是郎溪毕桥一带的土匪一百余人同意接受收编，加入红军队伍。
得到这个消息，王金林精神大振。他召集邱宏毅、李邦兴、张国泰、邓达远和郭凤喈等人开了个碰头会，决定由邱宏毅和郭凤喈带领一个连前往石鼓的铜沟收编毕桥土匪武装，他和李邦兴两天后到铜沟和他们会合。
1928年4月，陈文对“郎溪农民自卫团”进行了整顿，对部分品行不端的土匪进行清除，沈云山、毕小田等三百余人被清除出“郎溪农民自卫团”，没有参加郎溪暴动。沈云山、毕小田等人离开陈文的队伍后，又纠集一部分土匪，继续在毕桥、洪林桥、姚村一带打家劫舍。广德暴动后，国民党郎溪县政府加强了自卫队的力量，会同三四一团二营一起对沈云山部土匪进行清剿。沈云山率部退到郎广交界的大、小腰山一带，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主动派人找到在这一带开展工作的龚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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