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生，原名陈思隆，曾用名程荫隆，1901年生于四川宜宾泥溪。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被党组织派到苏联高等射击学校，后转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夏回国到上海，不久就被党中央分配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此时，广德暴动已经名声大振，江苏省委负责同志就安排他到广德巡视，了解情况。
张树生从南京到芜湖，通过中共皖南特别行动委员会护送，秘密来到宣城鳌峰潘家花园徐鸿猷家。
徐鸿猷将张树生护送到水东，见到中共宣城县委书记史泗群。由于宣城国民党当局已经开始了对广德苏区的全面封锁，一时无法进入广德，他和张树生就由史泗群安排，在孙埠和水东一带调查农运和工运情况。半个月后，张树生根据史泗群的建议，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在宣城了解到的情况。
张树生到达上海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汇报了这次到宣城巡视的情况，并且认为广德完全有发展成为大根据地的可能。正巧，碰到邓国安带着交通员孙达本也在向省委汇报广德工作，并要求选派干部到广德。省委认为张树生十分了解广德的情况，就派他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前往广德调查指导工作。
张树生和孙达本经芜湖到宣城孙埠，一打听，国民党政府把通往广德的所有道路全部封锁，搜查比前一段时间更加严。孙达本是个只有二十来岁的青年，他从湖州坐船到上海的路线是邓国安事先安排好的。这次从孙埠到广德的路线，他根本不熟悉。张树生上次在这一带搞过调查，认识一个当地的农会干部，通过他安排了一个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带路。
第二天凌晨，带路的村民带着他俩绕开国民党民团在大小路口设立的检查站，在灌木林中用刀砍出一条可以通行的道路。遇到几处陡峭的悬崖，他们都是攀缘着葛藤而上。爬到山顶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虽然手和脸都被荆棘划破，鲜血淋漓，但终于避开了敌人的封锁，闯过了难关，两人心里虽苦犹甜。他们让带路的村民返回，就躺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休息。
“不许动，举起手来！”张树生和孙达本睁开眼睛，两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们。见两人的左臂上都戴着红袖章，张树生便断定他们是农民赤卫队的队员。
“你们是干什么的？”其中高个子问。
“找队伍的！”张树生回答。
“找什么队伍？”又问。
“找游击队！”又答。
“你们一定是狗子派来的狗鼻子（民团侦探）！”高个子头一摆，“老西瓜，把他俩捆起来！”
老西瓜解开缠在腰间的细麻绳，不由分说将他们两人捆了个结实，然后带着他们来到一个叫鸦山的小村子。他俩被关在村北一个单独的房子里，有门岗日夜看守。
张树生和孙达本由于疲劳至极，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他们醒来，却不被允许出门。白天，有三三两两的人来盘问他们。晚上门外总是磨刀霍霍，听得他俩心惊肉跳，不知赤卫队要干什么。第四天，又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看样子像个头目。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来人问。
“是来找王金林的游击队！”孙达本答。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来人又问。
“我就是王金林派到上海去的，如果不信，就把我们带到王金林那儿，不就清楚了吗？”孙达本回答。张树生身上带有用药水秘写的介绍信，但他还是不能确定他们到底是不是王金林的游击队，所以不敢拿出来。他灵机一动，给他们讲了一番为什么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道理。
问话的人正是陈建富，他听了张树生讲的一番道理，不是一般探子所能讲出来的，判定张树生一定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大干部，不便再多问，也不敢怠慢，便派刘海和熊恩才两个精干的赤卫队员，连夜把他们送往广德苏区，去见王金林。
刘海是姚村乡夏桥村人，熊恩才是姚村乡永丰殿村人，他俩都是姚村赤卫队的骨干，一个月前在龚守德的游击队参加过训练。他俩带着张树生二人翻山越岭走了三十来里路，到达红军独立团驻地高山庵。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赤胆忠心王金林和他的战友都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