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德县委恢复后不久,邓国安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县委委员张国泰、肖行广、林家旺、刘昭银等人参加了会议,就过去广德县委在开展分田分地、苏维埃政权建立等十二个方面进行了检讨,并提出了坚决执行“加强群众的政治教育,在斗争中组织游击队,广泛地发动农民游击战争,推动皖南的宣、广、郎更高的革命**到来”等新的工作方针。
会议结束后,邓国安立即根据会议形成的决议,给中共江南省委写了一份《关于广德县委恢复情形》的报告,请求省委选派一人来广德担任县委书记,并派一批政治和军事干部来广德红军队伍工作。
在上海的中共江南省委接到广德送来的报告后,立即派遣省委巡视员李上林等四人来广德巡视指导工作。
李上林依据广德县委给省委的报告中反映的情况,对广德红军队伍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红军队伍存在对王金林近乎迷信的个人崇拜。他把这种现象的发生直接归咎于王金林脱离上级党组织的领导,长期在红军独立团唱独角戏等原因。他认为,这种危险的现状王金林要负主要责任,必须立即纠正,便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决定召开红军独立团和广德县委联席会议来解决问题。
会议在下山斗张国泰家召开。会议开始后,李上林、邓国安等人就对王金林在过去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家长式作风展开了激烈的批评。邓达远、闵天相、龚守德等人也踊跃发言,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认为邱宏毅、李邦兴、张应龙等上级派来的政治和军事干部没有做好土匪队伍的改编和思想政治工作,是导致沈云山、刘昭武叛变的主要原因。
“同志们,对于刚才李巡视员同志和地方党组织的同志对我提出的批评意见,我大部分诚恳接受,并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错误。但是,对刚才几个同志给我戴的几顶帽子,我不敢接受。我认为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关系红军队伍和广德革命生死存亡的问题……”王金林说到这儿习惯性站起来,但又慢慢坐下。
“王金林同志!”李上林站起来道,“今后的仗怎么打,也就是今后中国革命的路怎么走,这个问题不用你和我在这里争论,最近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讲得很清楚!我到广德来时,王明同志代表党中央有明确的指示……”
李上林因为自己在会议上提出的意见遭到了大多数红军指战员的反对,没能实现他对王金林错误的揭露与批判,进而达到把广德党和红军队伍拉回执行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正确轨道上来的既定目标,显得十分焦虑。他熬了两个通宵,起草了一份《广德关于党的(情形)报告》。一大早,他立即把邓国安和张国泰找来,提出要求以广德县委的名义,把报告及时上报给中共江南省委,请求上级对广德红军负责人王金林的错误进行纠正。
1931年春,国民党广德县长陈亦庐和自卫队队长任升等人认为,王金林、邓国安、龚守德等红军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被抓获,红军队伍的基本力量还在,必须一鼓作气斩草除根,否则又是养虎为患。他们联合上书给省主席陈调元,要求继续派兵镇压皖南红军独立团。
陈调元接到广德的报告后,即电斥五十七师师长李松山。李便将虚报战功的三四二团余逢润调到宣城驻防,从芜湖调三四一团团长许国亭、副团长翟励学带领第一营第二连和第二营三个连到广德,继续对皖南红军独立团进行“清剿”。许国亭带着第一营第二连和团部驻扎在广德县城。第二营营长王德农奉命带领二营驻扎在花鼓塘一带,伺机组织发动对红军队伍的第三次“清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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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赤胆忠心王金林和他的战友都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