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峰岭埋枪后，苏宗财、廖忠钰、杜义贵、金庭华等人都逃往外地避难。
梁其贤和吴臣臣一回到月湾街，就被叛徒发现告密，民团团长彭祖成立即逮捕了他们，先将他们押解到广德县城关押，不久后又押回月湾街，和吴臣臣一起，被公开杀害。
林宏生在英溪街遇难的第二天，喻世常在查园被南五区的民团发现，从曹冲岭翻山逃到丁冲里赵村又被敌人包围，在搏斗中砍伤几个民团士兵，最后身中数弹牺牲。
王金林就义后，余家堂因为责怪自己没有保护好团长，痛不欲生，只求速死，在监狱的地上打滚，并痛骂国民党政府是人民的公敌，故意惹敌人发怒。第三天，他和周清远等十余人被押到凤凰墩杀害，头颅挂在城门楼上示众半月。
广德暴动失败后，逃到外地和广德县城的各区、乡土豪劣绅纷纷组织返乡团回到家乡，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反攻倒算，所有的农会干部都被逮捕、关押、审讯。
在花鼓塘街西头，黄鸣中家的西边就是许道甫家的大院，前后十几间房子，王德农的营部就驻扎在这里。花鼓塘街北面有两亩地大小的水塘，里人叫孝昆塘。隔着石板驿道，在孝昆塘的西北边有一座低矮的无名小山，王德农营士兵抓捕的芦塘红军战士丁志成，赤卫队员邓为齐、张四猴子，陈村农会主席龚占魁等百余人，在经过吊打、灌辣椒水、上压杠、烙铁等酷刑之后，都被押到这里行刑。刽子手有时用枪杀，有时用刀砍，有几次因为被枪杀的人多，还动用了机枪。山上的茅草都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人们便叫此地为红毛山了。
张宗鉴、王志章、程宏湘、汪盛官等人不愿去国民党政府“自首”，在花鼓、誓节渡、清溪、独树、柏垫、四合、杨滩一带坚持游击斗争和地下工作，先后被返乡团武装杀害。
闵天相辗转潜回下寺肖家湾后，才知道他发展和建立的几个村农会组织已经被国民党广德县保安团副团长兼北八区区长的闵玉山破坏。面对困难和危险，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继续秘密开展活动。闵玉山是闵天相的堂兄，也是肖家湾人。他接到报信后，带领一百余人的民团士兵将闵天相包围在肖家湾旁的石灰窑村。闵天相不甘束手就擒，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被民团士兵开枪击中，倒毙在田头的水沟里。
邓达远潜回独树街，看到到处都是白狗子。火家冲的家也被白狗子看管了，他不敢冒险进村回家，就在村后的茅草洼和桃园一带山林里观察村里的情况。他想回村看一下父母亲，再弄一点去上海的盘缠。可是，一连在村边转悠了一个礼拜，都没有进村的机会和家人见面。有一次他冒险溜到村头，爬上一棵几百年树龄的柿子树，在树上蹲了大半天，被几个放牛的孩子发现后，他立即从树上下来，离开家乡，到上海沪西工人区找到了梁其昌。
邓国安和刘祖文、黄鸣中到泗安这一路，到处都是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哨卡，严格盘查来往行人，防止王金林和邓国安等“共党要犯”离境出逃。邓国安因为三人同行目标太大，只得让刘祖文和黄鸣中暂时回家躲避，独自一人去上海。
1931年底，梁其昌在安庆国民党监狱因没有暴露身份被党组织营救出狱，继续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并受党组织派遣秘密潜回广德，了解广德暴动失败后的情况。大年节这天，他来到已经担任国民党郎溪县清乡大队第三中队队长吴子华处，得到了王金林和弟弟梁其贤都已经牺牲，广德暴动彻底失败的消息。临走时，他给三弟梁其成写了一封信，叮嘱他一定要照顾好母亲，并说二弟梁其贤的仇也是一定要报的。信托吴子华转交，自己就转回了上海。
邓国安到达上海后，因为原先的几个联络点被敌人破坏，他一个多月都没有和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络上，身上仅有的三块大洋已经用光。实在没有办法，他来到一家当铺，见四周无人，就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把驳壳枪放在柜台上，当了三百元钱。几天后终于通过许杰的帮助，在沪西工人住宅区和梁其昌、邓达远等人接上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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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赤胆忠心王金林和他的战友都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