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碎的爆竹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听到窗子外面有一个苍老的声音骂道：“……这些猴儿崽子，开的什么穷心？年过了这多天，还直放麻雷子、二踢角。这年过的有什么痛快？山东省闹土匪，直隶闹蝗虫，黄河闹水灾，煤、面全涨钱。这大杂院里，除了张先生也没有谁作官，哪里来的这么些个容易钱，到了初五六，还直让小孩子过年？”
最后几句话，是我惊醒之后听到的。这时，我正在北京农商部当一名小办事员，大小是个官。睁着眼睛一看，墙上挂着的月份牌，上面大书“中华民国八年阳历二月，阴历正月”。大杂院里这位卖切糕的街坊大胡子骂得痛快的时候，也是我该到部的时候了，怎么还睡觉？于是匆匆起床，将白泥炉子上放的隔夜水壶，倒着漱洗过了。头上戴了兜头线帽，围了一条破毡子旧围巾儿，锁门就走。
当个小办事员的人，决没钱买大衣。北京这地方又冷，不这么穿着不行。出得门来，这冷僻胡同里的积雪，依然堆着尺来厚，脚在雪上踏着，唏唆作响。那西北风像刀割似的迎面吹过，把人家屋脊上的积雪刮了下来，临空一卷，卷成个白雾团子，然后向人扑来。任是围了破毡子，那碎雪还向衣领子里钻进来。我虽穿了一件天桥收来的老羊皮，不觉还打了两个冷战，鼻子出来的气，透过了兜帽的窟窿，像是馒头出笼屉，热气上冒。沿了鼻孔的一转帽沿，都让气冲湿了。心想，不过为了三十块钱的薪水，冒了这种风雪去办公，实在辛苦。
正想着，一辆汽车自身后追了上来，把地面上的雪烂泥浆，溅了起来，汽车两边就飞起了两排泥雨，溅了我一身的泥点。汽车过去了能奈它何？由那车后身窗子里望去，一对男女厮搂着，头挤在一边。那汽车号码是自用六零六，巧了，这就是我们总长坐着办公的车。不用说，车上那个男人是我上司赖大元总长。慢说我一个走路的人，追不上汽车去讲理，就算追得上，难道我还敢和总长去辨是非不成？叹了一口气，只好挨着人家墙脚，慢慢走到部里。
我们这农商部，在北京是出名的闲衙门。门口站的那两个卫警，夹了一枝旧来福步枪在胁下，冷得只作开步走。我向传达室一看，那传达正在走廊下拢白炉子的火。他窗户上放了一架小闹钟，已到十点了。院子里除了满地积雪，并无别的象征。那些花木，由雪堆里撑出枝枝丫丫的树枝，上面还堆了积雪，在高屋檐下，一点也不见响动，走廊地上倒有十几只小麻雀，见人来了，哄的一声飞向屋檐上。这不像衙门，倒像座庙了。
我是矿务司第一科的办事员，直走到东向角落的五进院子，才是我们的办公处。北屋五大间是司长室，西屋是第一科，科长在外面一间屋子里，几个科员也在那里列着桌子，我和另一个办事员同三个录事，就缩在另一小屋子里。矿务司有个特别好处，尽管市面上煤卖到二十多元一吨，大同、石家庄两处的红煤，我们依然可以特殊便利一下，所以每间屋子里，都把铁炉子生着火。这年头虽不像北京饭店有热汽管子，屋子里拢“洋炉子”，也就是人间天上了。
掀开棉布帘子进了屋，早是满座生春。我摘了帽子，解了围巾，掀帘进了第一科。铁炉子上放了一把白铁壶，水沸得正沙沙作响，壶嘴里向外冒汽。院子里的堆雪，由玻璃窗上反映进光来。
科长陶菊圃是位老公事，他向例来得早。这时，在玻璃窗下写字合上，摊了一本木版大字“三国演义”，架上老花眼镜，看得入神。茶房早已给他斟一杯好香片茶，热气腾腾，放在面前了。陶科长虽然年纪大，炉子里的火生得太热，穿来的皮袍大衣，都已挂在衣架上。只穿了一件存在部里的旧湖绉棉袍子。
照例，小办事员和录事员见了科长，得深深一鞠躬拜年。但我是新出学校的青年，这个恭维劲儿做不出来。好在是旧历年，行旧礼罢，因之两手捧了帽子和围脖，乱拱了几个揖，口里连称：“科长，新禧新禧！”
陶科长两手捧下眼镜，向我点个头，又去看“刘备三顾茅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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