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那边屋子，又来了几位科员，我们这边，也增加了两名办事员。这两名办事员，一位是司长的小舅子，年才十八岁，一个月也不到部一次，今天大概是为了春节假后的第一天，也来画个“到”；另一位是次长的堂叔，已经有六十多岁了，他来是常来的，来了照例不作事，科长向来也没有交过一件公事给他办，他却以堂侄身居次长，只给他一个起码官做，十分牢骚，常把他一口的家乡土话低声骂人。今天大概年酒喝的太多了，面变紫红，白色胡须桩子，由红皮肤里冒出来，又露出一口长牙，真不大雅观。
这两边屋子里，大小官员二十余人，各都坐着一个位子，或者用公用信笺写信，或者看报，或者口里衔了烟卷，眼睛望了天花板出神。比较坐得近一些的人，就喝着部里预备下的香片茶，轻轻地谈着麻雀经。其间有两个比较高明的，却是拿了报上的材料，议论国内时局。我们这边两位录事，将交下的公事写完了，到隔壁屋子里去呈给科长。今天也算打破了纪录，学着隔壁屋子里的科员，无事可做，我们也来谈谈天。
忽然外面有人喊着：“总长到！总长到！”
立刻我们两间屋子里的空气，都紧张起来。这就是在北京做大官一点儿滋味。到了衙门里，便有茶房到各司科去吆喝着。那科长听了这话，立刻把老花眼镜取下，将衣架上马褂摘来穿起。外面屋子的茶房打了一个热手巾把进来，捧给陶科长擦脸。他接过手巾，随便在脸上摸了两摸，打开抽屉，取出几件公事，两手捧着走了。这次科长离开，我们这两间屋子里谈话的声音，虽不比上次那样高，但胡科员还是神气十足，谈那打扑克的事。
约莫有半小时，陶科长回来了，向大家点头道：“头儿走了。说是这两天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下午可以不来，下星期照常。”
大家听说，哄然一声，表示欢喜。科长在身上掏出钥匙，把抽屉锁了，茶房已知道他要走，立刻取了皮大衣来给他披上。几位出色的科员，也不必彼此招呼，都去穿大衣。
科长走了，范君首先高声叫起来道：“喂！下午来八圈吧？”
佟君道：“不，今儿好戏，小梅和小楼合演霸王别姬。马上叫人去定两个座儿。”
马君道：“老佟，你猜猜小余为什么不和杨梅合作？”
大家谈笑着戏的消息，一窝蜂地走了。
我们这屋子里的人，也走了。只有我和一个李录事还在那里，谈起了家常来。这李录事一家五口人，在部里一月薪水才二十元，说怎么也不够过。别人过年，鸡鸭鱼肉；他到三十晚上，为了借几斤面，一直到十点多钟还在胡同里跑。钱少、日子太穷，这还不说；也就因为这个，地位低，老看人家脸色。他说，今年能有办法，就不谈；要不然，他就准备把家扔了不管，自个儿远走高飞，免得天天瞧着妻啼子号。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着实为他难过，但是我同他一样是个小职员，除了空口安慰他几句之外，也无法可以帮忙。尽管如此，当我们谈完了话分手之后，我老觉着有一个疙瘩，总解不了，真担心他突然走了，一家老小怎样过活。不想当这晚在灯下一人吃饭的时候，李录事一头高兴跑进来，向我拱手道：“恭喜恭喜！”
我起身相迎，倒有些愕然，以为他是把话倒转来说。让他坐下，将白炉子边放的一把紫泥壶，斟了一杯热茶，放在桌上，笑道：“请喝一点，冲冲寒气。在这腐败的政府下，好是做社会上一个寄生虫。不好却少不了做一个二十世纪的亡国奴，中山先生在广东组织革命政府，前途是大有希望的，我们一块儿到广东去罢。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哪怕是当一个叫花子呢，总比在这里强多了。”
李录事笑道：“我不开玩笑，我真有办法了，你也有办法了。”
我坐着，扶起筷子来，他按住我的手道：“我们一块吃羊肉涮锅子去。我请你。”我道：“你中了慈善奖券？要不，怎么半下午工夫，你就有了办法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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