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来就是一个人住的。为了工作便利，他总有办法用种种理由把同宿舍的人弄跑，后来同学们都认定他有怪癖，不愿和他同住在一间房，因而他也就得其所哉，一个人占了一间宿舍。这时尽管他一个人在宿舍内翻箱倒箧，忙乱不堪，也没人来注意和打扰。到他把一切都清理打点好，和衣靠在架**，才想起他能够这样只顾自己走了吗？吴启超果真是个大坏蛋，摸了他的底细，刺州文艺社的成员也凶多吉少，在他们中有不少是CY，是反帝大同盟的盟员，大林虽然说过组织上会另作安排，他是领导，他总有责任。
“不行，”他想，“我总不能这样，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跑掉。”要设法通知，又该用什么方法呢？把这件事对大家公开？大林说过：不得惊动任何人！不通知，万一吴启超那大坏蛋真的明天就动手怎么办？他想来想去，反复地想着。终于想出一个自己认为是好办法的办法。他俯身在书桌上写了这样一张条子：“父病，速归！”写完了又想一想：是通知一个人，还是所有的人？临时又加上一句：“弟妹们均此。”写完这张纸条便悄悄地踅到第八号宿舍，那儿就住着一位被认为绝对可靠的同学，一位共青团员。宿舍门没有上扣，那位同学正在呼呼入睡，在月色的微光中他找到那位同学挂在床架上的外衣，悄悄地把纸条纳入口袋中，才返身而出。
将近清晨六点钟，快近解严时间，黄洛夫看看表认为该走了，再迟学校就吹起床号做早操，那时要走也来不及。他提起随身包袱正待从窗口出去，忽又想起：这样没个交代就走，行吗？不，还得给教务主任留下一张条子。因此，他又匆匆地写下这样一张纸条：“……因家父急病，派人前来通知，嘱速返家省视。事关紧急，未及依手续请假，请予宽恕……”把纸条放好，匆匆巡视一周，用颇为依恋的心情和一切告别了。
尽管时局不靖，终夜戒严，但小民迫于生计，漏夜偷偷来往的还很多，特别是郊区的菜农和临海渔村的渔民，他们主要依靠的是对城市供应四时蔬菜和鱼鲜，因此总是披星戴月，半夜离家，坐在城门口等天亮。
黄洛夫怀着沉重心情，每走一步总觉得有几十斤重。从前他粗心大意，认为一切都不成问题，现在却又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老觉得处处有人注意、跟踪、监视，对他布下天罗地网，恨不得背上长出翅膀飞天，希望地上能裂开个大口遁地。什么理想呀，美丽的想象呀，一股脑都丢开，唯一的希望是出城，尽可能快地出城。他完全相信大林的话：一出城门就安全了！
他背着那只随身包袱，七上八下地走过那些横街小巷，一条过去了又一条。这时来往的人已经不少，大都是些小商、小贩。人家在赶路，他也在赶路，在不知不觉中也夹杂在一起了。走得和大家一样快，似乎他也在为生计奔波。不久，他到了城墙边，他认得那条路，一穿出去就是城门了。城门口设有检查站，有大队军警在把守。他认为这是最严重的一关，他甚至于幻想，吴启超早料到他会朝这个方向逃跑，因此也早在城门口检查站上布下人马，只等他一到就动手。他想：要出事一定在这儿！他就是在这种矛盾和混乱的心情中，走近城门口。
这时城门大开，城外的人像潮水似的往里涌，城里的又往外挤。一涌一挤，十分混乱。检查站的士兵虽然不少，也都荷枪实弹，气势汹汹，但在那股巨大潮涌下，到底还是少数，显得十分渺小。对付开头几个，他们还虚张声势地叱喝几句，叫骂几句，搜搜身，问问话。而后人多了，不胜其烦，也懒得理，改用抽查办法。
黄洛夫越走近城门，心情越觉沉重，步伐越发迟缓。他到底怎样挨近城门口的，也不大记得。总之，他这时是在城门口，要通过检查站。也许他过于紧张，也许他的神色有点仓皇，走在他前头的人都顺利通过了，只有轮到他通过时，便有一个持枪的人瞪了他一眼，把他从队伍中拉出来。黄洛夫很是惊慌，暗自叫苦：“不出所料，吴启超布下圈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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