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原是江西人，从国民党反动派对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后，她的家被烧了，父母被杀，兄弟上山，她则因为逃避不及被俘。虽然还没成人，国民党反动派见她长得秀丽可人，也和那些年纪较大的一样发充军妓。一年多来，这小东西从前方辗转到了后方，又被卖到妓院。周维国驻防省城时，朱大同常常拉了一批友好、同僚去逛妓院，一天，他拉了吴启超去消遣，人都说这位“诗人”有特殊癖好，专喜欢小的，朱大同便把小东西介绍给他，说：“诗人，你看她能引起你的灵感吗？我做主，把她送给你！”那吴启超和小东西鬼混了一晚，第二天朱大同就派人把那小东西连同她的行李送来，并说：“当使女、情妇由你。”
正如大林所怀疑的，那吴启超确不是个善类，他不但是蓝衣大队人马，还是个地位不低的骨干，专做那破坏革命活动的勾当。此人投机善变，当中国革命高涨时，他蛮想投进步之机，在上海混了多年，以“无产阶级浪漫主义诗人”自居，写了一些不三不四空洞叫喊的“作品”，作为他投机进身资本。没有投上机，却又遇到革命暂时受挫，蓝衣社得势，他便以受排挤的“进步文化人”姿态转身投靠蓝衣社。那法西斯反动组织见他反共卖力，也很像个“文化人”的样子，加以信任，并分配到“剿匪”部队做文化工作。
此人不但政治上反动，在私生活方面也极为腐化堕落，自称在一生中离不开酒色两字。女人越弄越多就越显出他风流倜傥，越玩得怪越有意思，朱大同深知他这种“特殊兴趣”，便把这个基本上还是未成人的孩子送给他。他在周维国部已有好些年头，曾随部到中央苏区去“围剿”，周维国进驻刺州后，特务机关眼见这儿知识界动**，进步思想活跃，便把他这张“王牌”打出来，要他和朱大同来个“双簧戏”，伪充“进步”，伪充失掉组织联系的“地下党员”来做工作，目的在于“打进去”以便将“共党地下文化组织一网打尽”！
此公在刺州以“左翼文人”姿态，到处招摇撞骗之后，虽还没完全“打进去”，却也做出一些成绩，他找到黄洛夫这样对象，从他那儿掌握了一些情况，又在继续对玉华进行侦查。
他对小东西既然兴趣不大，又不急于把她打发掉，他的生活需要人来照顾，有这个小东西总比要个勤务兵强。而当他在情绪悒闷时，又可以到她身上发泄。他不但奸险而且阴毒，打人不用动脑筋：“板鸭，过来，给我捶捶背。”轻了一记巴掌，重了一脚踢下地，“妈的，你想捶死我！”有时被认为过错大了，还罚她跪个通宵，或用烟头烧她的足心，且不许哭叫：“老子送你回院里去！”却又不许她一个人出去，怕她走掉。
那小东西在和他生活了一年多，真是体无完肤，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常常跛着脚走路。一见他面总是提心吊胆，笑不是，哭也不是，但她心是活的。她在这禁锢生活中，没一个熟人、一个朋友，唯一的解闷方法就是回忆童年，回忆家乡那火热的斗争生活。有时，当她独自一个时，也会唱唱故乡的山歌，自问自答地发抒胸中苦情。她表面什么苦都受下来，什么委屈都愿承担，但她的仇恨是深沉的，她恨吴启超，恨国民党，恨所有反动派，她想：“总有一天，你们也得不到好死。”
这一天，吴启超失意回来，这小东西一见他面色阴沉，就有几分警惕。她特别小心地伺候他，送茶送水，替他宽衣解鞋。那吴启超正在一肚子气无处发泄，故意找她的差错，问她：“我不在家时你做什么？”那小东西吃惊地张大口，“你没有想我死？”小东西惊慌地摇摇头。“去你妈的！”吴启超忽然发起凶性来，狠狠地给了她一记耳光。那小东西仆倒在地，“滚！”她连爬带滚地躲进厨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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