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话中，他不但表示对现状不满，攻击军事独裁，有时根据不同对象，有意无意表露自己身份，他会神秘地问：“你们读过在上海出版的《红流》月刊吗？那是一份党的地下文艺读物呀，我经常在那儿写小说。”说着，他就从大方格子外套口袋里神秘地掏出几本《红流》，请人过目。打开一看，果然每期都有吴启超“大作”。
这样表态一番之后，又感慨万千地说：“可是环境太恶劣了，为了这些文章我受到反动派的迫害，被迫远离组织，远离同志。为了生活，不能不流落到这个小地方，当小编辑。”他对《刺州日报》还很不满：“舆论是代表谁的？应该是代表劳苦大众的！可是《刺州日报》不是代表人民，而是代表地主、官僚、党棍，站在反动立场。我很痛心，可是没办法。我只不过是个小小副刊编辑，影响不了整张报纸，只能在自己小地盘上说话。我算做了该做的事，可以问心无愧。要是党老爷生气，我不在乎，要我滚，也无所惜。反正我是站稳阶级立场，决心不为几个臭钱出卖革命利益！”接着，他往往又要自怨自艾：“离开了组织，离开了同志，办事真困难呀，现在我叫孤军苦战……”
他又到处打听有哪些“志同道合者”，他说：“这个副刊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刺州全体进步文艺界的！我的立场已很鲜明，一定要请那些无产阶级作家来支持。我要尽量地发表具有革命内容、革命热情的作品，至于那些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让它滚吧！资产阶级、反动派用得着它，我们副刊用不着！”他的努力不是没有结果，果然有人介绍他去找刺州女作家蔡玉华和诗人黄洛夫。
那黄洛夫是被认为刺州文艺界后起之秀，他的诗充满了对革命的歌颂和**，连那些对新诗大有成见的人，读了也不得不承认颇有才华。
刺州文艺界沉闷窒息了一年多后，突然爆出这“冷门”，杀出这样一员闯将，颇引起震动。玉华迷惑，黄洛夫却满怀高兴，认为整个革命形势正在向更好、更有利的形势发展，反动派被迫不得不改变作风，以笼络人心。他认为《刺州日报》副刊九十度大转弯是自然的，不足为奇的。“既然有此时机，我们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它，替在窒息中的人民做点好事？”因此当吴启超在副刊上刊出“代邮”请诗人黄洛夫先生惠赐大作，以光篇幅时，他就投了稿，并附以热情短简，对副刊的“新面貌，新精神，新作风”，大加赞扬。他的“大作”立即被发表，热情的复信也来了，紧接着这具有文人学者风度的吴启超先生，也亲自到立明高中登门拜访。从此他们就做了朋友，而且过从颇密。吴启超还请他吃饭，纵谈天下大事，据说十分投机，相见恨晚。
吴启超见玉华反应冷淡颇有意见，他私下问黄洛夫：“蔡玉华为什么不支持我？”黄洛夫这次倒不糊涂了，他说：“我们虽然先后同学，同住在一个城市，从未来往。”吴启超问：“听说她长得很漂亮，年已三十尚抱独身主义，有迟开的玫瑰之称？”黄洛夫不表示什么。“听说她对人又很骄傲？”黄洛夫也只笑笑。最后吴启超说：“看来，她对我还不了解，我又得亲自登门拜访。”不久，吴启超果然亲自到私立刺州女子中学去拜访了。
蔡玉华对这个貌作热情谦虚的“大文人”，既不热情也不冷淡，不失礼节，又相当淡漠。她对吴启超的恭维、拉拢，只是说：“我已多年不写东西了，对贵报也不大看，几百学生作文本子已够我改啦。”第二天，吴启超就派人把报送来，说是“免费赠阅”。公开代读者“呼吁”：“务请惠赐佳作，以解读者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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