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沈渊从被捕的那时起也自己考虑着：我为人刚直一生，从未做过一件违背良心、对不起党的事，虽然有时也有点小小过错，特别是从牢里放出来后，胆小怕事。原以为从此可以安定地过下去，没想到我这个打算也是错的。这些日来，我小心谨慎，唯恐出事，结果还不免落得这样个地步。人说：人死留名，虎死留皮，我沈渊虽过去没有什么大作为过，多少也是党教育过来的，生时虽不能为党多做工作，死时也决不能玷辱党。沈渊呀沈渊，你得坚定呀，不要让你的子孙后代也受玷污，被人辱骂：曾叛变过革命，出卖过同志……
他决心不承认任何足以使他受到污辱的事。他想：“大丈夫不做个轰轰烈烈的男子汉，也该保住清白身！”因此，当他被推出刑堂，朱大同温和地对他说：“姓沈的，只要你说出这位林天成先生是不是和你有来往，我就放你出去。”沈渊把大林一看，心里十分难过，就闹不清楚大林怎样也被牵进来了，也许又是陈聪那该死的叛徒告密的？便摇摇头说：“我没见过这个人！”大林原也十分担心，怕他变坏，像他这样胆小怕死的，一旦受不了刑，也很难说。一见他有这样坚定表示，一时也放声笑道：“朱科长，不要诬陷好人，这位先生说不认识我，我又何尝认识他？你如有所谓人证不妨再搬几个出来，我倒要请你注意，你这样无辜地陷害现任政府官员，又该受什么责罚？就算我可以原谅你，蔡监察也决不会饶你！”那三个人低低地交换了会儿意见，便叫休息。
当大林再度被传讯时，由于他的顽强抗拒，便受刑了。
在初次审讯没有结果后，朱大同和吴启超曾交换过意见，朱大同主张给他狠狠地来一下：“我不相信共产党都是钢铁做成的，不怕痛！”吴启超却说：“如果他真的是大人物，留点余地对我们还是有用的。”他主张“先礼后兵”，由他先以“老朋友”身份去说服说服：“不行了再动手。”朱大同也不反对。这样吴启超便到“特别拘留所”去找大林。
大林在特别拘留所里忧恨交织，情况他已慢慢摸清了，陈聪叛变，牵连到沈渊、沈常青和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这件事，也不见有顺娘、汪十五和老黄。“大概他们都没事了吧？”他想，感到欣慰。
对陈聪这个人，他早看出他不可靠，必须及早处理，不知道老黄为什么还不处理，招来这个不幸。其实，也不能怪老黄，要处理陈聪的打算已有好多时候了，他对陈鸿提过，陈鸿也有这个意思，自己接手潭头工作，也有打算，就是下不了决心，有困难，陈聪和沈常青关系密切，受到信任，找人代替难，加上他们一向还是把这当作内部问题来处理，批评批评、教育教育就算了，想不到一错百错！他实在痛心：“丧失对革命敌人的警惕，就是对革命的过失！”
对沈渊的估计，看来自己过去却有点过分了，他对他一向印象不好，认为这个人后退了，在慢慢地变坏，经不起新的考验，没想到他这次的表现如此之坚强，拒绝出卖同志。他看人看得不够深刻，只看沈渊的表面，胆小怕事，没有看到他的另一面：到底还是长期受了党的教育过来，在南洋坐牢，吃过不少苦头，也还没有做出对不起组织的事，他的革命品质还是好的，只是带来更多缺点罢了，特别是摆脱不了封建的家庭关系。“革命同志能没缺点？”他想，“只要能对党忠诚，经得起暴风雨考验，基本是好的，这些缺点也就不那么重要，可以通过党的帮助教育慢慢来改变。”他感到内疚：在他和沈渊联系接触期间，对他很少帮助，在思想上提高他，只把他当作一个既不完全信任，又不愿放弃的具有严重缺点的同志来处理，有事用他，无事也就放过一边。陈聪的事，他发现原比较早，如能早提出和沈渊商量，也许不至于发展到现在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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