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半个多钟头,桌角上的电话突然急骤地响起来。曾司令员放下手里的红铅笔,伸手抓起听筒。
电话是从将军的宿舍里打来的。公务员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说:“首长,你的父亲来了!”
父亲?将军不由得心里一震:“噢,他果然来了!”
像一块石子投进湖水里,将军那平静而专注的心情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搅乱了。他下意识地抓起桌上的文件,举到眼前。按照将军那严格的生活习惯,他是要在今天下午把这份报告看完的。但是,这份刚才那么使他感兴趣的“新兵工作”报告,这会儿却失去了吸引力。在他眼里只是一些蓝色的花条在那半透明的打字纸上跳动,怎么也读不进去;而脑子里却老是在翻腾着一句话:“他来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使将军困扰了差不多快半年了。今年五月间,他突然接到了一封信。信是江西一位农民写的,交报社转来的。他疑惑地把信拆开来,在信的开头,紧接着他的名字后面是四个粗黑的大字:“吾儿见字”。当时,司令员曾哈哈大笑着向政委说:“看,来认我做儿子了!……”
但是,当他继续读着信的内容的时候,随着那一个个黑字,他那开朗的笑容却被紧蹙的双眉代替了。信上写着:“……五年以前,白杨嶂的广善回家了,他说你早就不在了,在过大草地的时候牺牲了。我难过,哭了一场又一场。可我又不信你会死……前天听人说你在报上发表讲话了。天下重名重姓的人不少,可不能那么巧……我给你写这封信,要是你是我的儿子,就给我来信,你要不是我的儿子……”信就在这里断了。大概这位老人再没有勇气把下半截话说出来,代笔的人怕也是被老人这念子之情所感染,没有再加添什么。下面只落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显然,这位老人是错认人了。按常理,既然非亲非故,写封回信解释明白就行了。可是不知怎的,将军却没有这么做。他按着老人来信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寄到县的民政科去查问。回信很快就来了,这位烈属是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儿,政府和社里已抚保着他的晚年。他那个和将军同名的儿子是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的,据调查,确实在过草地时牺牲了。
接到信的当天晚上,将军伏在桌上给老人写信了。他写了扯,扯了写,直到夜深了,信还没有写成。不管措辞是多么委婉,可是每当他写到“我不是你的儿子”这几个字的时候,手就不由得微微发抖;到后来,就连想到这几个字,也觉得脸都有些发烧了。直到夜里一点多钟,当他在信的开头写下“父亲大人”四个字,并且重重地点下两个圆点以后,他觉得自己的感情才能顺畅地表达出来。他写好了信,第二天亲自跑到邮局去,装上二十元钱的汇票,把信发出去了。
这个做法是这样的出人意外。当将军发信回来,公务员赵振国就忍不住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了汽车司机老韩:“人家认儿认女,可咱首长,高高兴兴地认了个老爷子!”
其实,小赵又哪里知道将军在这个差不多通宵不寐的夜里所涌起的心情呢?将军早就失去了父亲。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时候,老人家就被害死在村南那道长满大榕树的山坳里了。当将军读着这位烈属的来信的时候,当他捏着钢笔,为了斟酌回信的每一个字句而沉思的时候,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自己所能记忆的父亲的面容。他不知道这位失去儿子的老人的模样,不知道他的年纪,除了这个陌生的名字,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却总不由自主地把这位老人想象成自己父亲的样子:乌黑的胡子,眉毛老长老长的;额角的两端一直秃进去,耳边的头发像撒上了两小撮面粉;甚至在左耳朵底下也一样有着个铜钱般大的瘢痕……不,当然不会是这个模样——这位老人只是等待自己的儿子就已经等了二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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